世上已无陶行知（二）
可蒋介石就是不放过陶行知，陶行知只好流亡曾经留学的美国。临走前，他定然非常欣慰，因为晓庄的火种已被他的学生在其他地方点燃了。尤其是晓庄学子汪达之在江苏新安主持小学的事迹，更是让陶行知潸然泪下。为了办学，新安的老师抱着两件大衣，跑了三十里路，也没有当到两块大洋，又饿着肚子跑回学校。知道真相后，陶行知设法两次汇款，予以援助，还给新安教师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鼓励信。
信中说道：
这件事是你们在长江北岸为乡村教育史写成悲壮的一页，亦即光荣的一页。我们是何等的安慰又是何等的敬佩你们啊。在前一个礼拜，我们……即汇了三十元经常费给你们，可惜竹因不慎，给扒手拿去了。……想着你们的困难，急得了不得，立即又凑了一笔款寄去，我们是决不会忘记你们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你们抱着这种精神去教导小朋友，总是不会错的。
新安教师显然能够理解校长的鼓励，他们怎么都不能理解的一点也许是：为什么他们的“总是不会错的”校长竟被迫要远离自己深爱的祖国。
二、育才学校：中国的希望
即使是流亡国外，陶行知的所作所为亦是为了拯救苦难的祖国。他四处演讲，足迹遍布整个北美，可谓不遗余力地揭露日军的侵略意图与野蛮行径，为祖国争取国际进步力量的理解与支援。他的心始终在祖国的苦难同胞那里。1938年7月，错误的“通缉令”终于被解除，陶行知即刻决定回去，和苦难的祖国一起分担苦难。途中，他特意去雅典瞻仰了囚禁苏格拉底的石牢。他坐在石牢里，心灵完全与情系祖国、追求光明最后却被处死的苏格拉底融为了一体，因此更加坚定：此番回去，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哪怕牺牲了性命，也要坚持到底。
此刻的祖国更是被日寇、政客和奸商糟蹋得遍体鳞伤，而最让陶行知心痛的则是无数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难童”——祖国的未来。街道上，逃亡路上，到处都是饿死、冻死的孩子。尤其令他感到悲愤的是，当宋美龄、邓颖超等进步女性领袖自觉团结起来，发起保护祖国下一代的运动（即著名的“保育运动”）时，一些达官贵人竟然只是觉得可以从“保育”起来的孩子中挑选一些“好看”的“养子养女”，以填补他们的无聊与空虚。陶行知亲眼看见，贵妇人蜂拥至保育所，说这个孩子不好看，那个孩子有残疾。那一刻，陶行知可谓伤透了心。这些人哪里会像陶行知那样，看出“难童”们的心灵中蕴含了建设祖国未来各项事业的才华与能力。
举家流落到重庆的陶行知决定创办“育才学校”。他写信给“保育运动”最高领袖宋美龄，并得到了后者的支持。只是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仅批给陶行知“开办费”，日后的一切运营开销皆得由陶行知自己解决。1939年7月20日，在一座破旧的山庙里，育才学校正式开学。重庆远在150公里之外，从学校去往重庆，除翻山越岭外，还要设法渡过水流湍急的嘉陵江。即便如此，也没有阻止陶行知来回奔波为育才学校师生“化缘”的步伐。他把行乞兴学的武训作为育才师生的榜样：“一世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
真正让陶行知感到无力的是，总有奸商借“国难”囤积物资，哄抬物价，无论陶行知怎么努力，育才两百多孩子一天仍只有两顿稀饭，菜常常是豆渣，连豆腐都买不起。看着孩子们饿肚子，陶行知心痛之余，唯有更努力地去“化缘”。而他自己一天翻山越岭、奔波劳碌下来，亦只有两个馒头充饥，衣衫褴褛得近乎乞丐。
令陶行知感到欣慰的是，重庆当时聚集了许多文化名人和艺术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非常钦佩陶行知的办学努力，因此陶行知可以为育才的孩子们请来最优秀的教师。音乐组主任是贺绿汀，文学组主任是艾青，戴爱莲教舞蹈，历史组则有翦伯赞。见到陶行知从贵妇人不看好的难童中发现的“好苗子”，这些教师同样倍感欣慰，进而潜心栽培。为了上好音乐课，贺绿汀跑遍山城，替孩子们找到了几十本乐谱。回来途中，却在嘉陵江遭遇翻船，许多人都被淹死了。贺绿汀奋力挣扎上岸，乐谱还抱在手中。如此虔诚地投入于育才的教育事业，怎可能培育不出人才。
解放后成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的育才学子杜鸣心回忆道，一年之后，育才学子就能到重庆开音乐会，向社会各界汇报他们的教育成果。翦伯赞也记得，十几岁的孩子们，不仅可以谈出深刻的时局见解，独自谱写歌曲，而且可以准确地将夜里看见的星宿画成图，育才真可谓是抗战期间的一大教育奇迹。孩子们和悉心培育他们的教师、校长就这样共同依靠孩子们的进步在苦难岁月中获得了快乐与满足，直到迎来抗战胜利。期间，校长陶行知失去了慈母、发妻和妹妹。
抗战胜利后，社会各界纷纷迁回原地，陶行知也决定到上海去，一来可以为育才学校筹来更多善款，二来又能实现另一大理想——办“社会大学、新闻大学、无线电大学”，把整个上海变成学校，让上海所有劳苦大众都可以接受教育。但时局演变很快再度将中国推入苦难，违背民意的蒋介石政权准备发起内战，陶行知作为知识界进步力量的代表之一，不得不走上“反内战、争和平”的民主斗争的最前沿。1946年7月，李公朴被特务暗杀，接着是闻一多。彻底丧失理性的政治体系在疯狂崩溃之前还要继续枪杀民主人士，而这一次，枪口正是要对准陶行知。对此，陶行知早已有所察觉，并做好了斗争到底的准备。
三、尾声：魂归晓庄
闻一多被特务暗杀后不久，即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终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而永远停止了他的民主斗争。他的这段上海岁月，从到达上海至去世，只有100天。100天中，陶行知没能实施他的“大生活教育”计划，全部精力都用在了争取民主与和平上，光公开演讲就有八十多次，丝毫不惧怕自己已被列为“第三个”。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血气方刚的张申府会将陶行知视为“最值得钦佩”的“知识分子”。
来上海前，陶行知曾去了一趟晓庄，为慈母、发妻和妹妹扫墓，同时看看二十年前和自己一起劳动、学习的同胞。当年的小学生已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抱着孩子一同来看他们的校长。可想而知，场面有多感人。然而，这些晓庄学子们怎么也预料不到，当他们再次迎来校长时，却只见到了校长的灵柩和长长的悲伤欲绝的送行队伍。那一刻，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了，世上已无陶行知。
末尾最关心的问题不是当代“新教育家”们的改革路线是否比陶行知更贴近中国的“国情”，为“革新”中国教育作出了更大的贡献，而是今日由深居“大城市 ”的“重点师范大学”培养起来的“师范生”能否像陶行知那样，深切地爱着养育自己的土地与同胞，并因此也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毕竟他们将成为未来中国农村教育的中流砥柱。无论怎样，都希望他们的表现能让人觉得，世上仍有陶行知，因为中国的“国情”依然需要陶行知。
摘自：《教育參考》2008年8月 作者：周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