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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学校一个老师六个学生:曾培养26个大中专生


 



站在原顶峰学校门口,熊泽民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熊泽民老师给顶峰学校的学生上“最后一课”。(范亚湘/摄)

 

  顶峰学校因位于顶峰山上得名,是整个湘潭市海拔最高的学校

  今年9月,顶峰学校撤销,熊泽民老师带领他的六个学生“下山”

  至此,熊老师已经在这条件异常艰苦的“顶峰”执教21个年头

  上“最后一课”,熊老师写了几十年的板书都写不好了

  今年9月9日,湘潭市湘潭县石鼓镇的顶峰山雨雾濛濛,山顶上的顶峰学校老师熊泽民在给学生上“最后一课”。

  熊老师有些紧张。他连写了几十年的板书都写不好了,在一旁的镇联校负责人赶紧从他手中接过粉笔,由熊老师口授方才在黑板上写了这“最后一课”的内容:植物妈妈有办法,蒲公英、苍耳、豌豆。

  听课的学生只有5个,熊老师非常认真地用带有严重的湘潭口音的普通话先带他们朗读了几遍,然后开始讲解这3种植物的作用和喻意:蒲公英成熟后就会随风飘荡,将花和粉撒向人间……

  这“最后一课”上了大约一刻钟。“今年暑假后,顶峰学校已经改作它用,同学们在8月31日已经到山下的学校去读书了。这个事情虽然早已说了一两年,但具体的决定是在我休暑假时才知道的。要是早知道,我这最后一课会上得更认真的,今天所讲的‘最后一课’虽然是像征性的,但同学们却很认真,谢谢同学们对我的配合……”熊老师抹掉脸上的汗珠,向他的学生说了最后一番话:“同学们要到条件更加好的学校去上学了,我作为你们的老师只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就像在我们顶峰学校读书时一样认真,年年联考进入前列。”

  “顶峰学校终于不再有了,我在这里连续教了19书,如果把两年的代课老师算在一起,就有21个年头了。这21年来,我看着这所学校几起几落,特别有感情,可就这样关了。”下课后,熊老师难抑制激动的心情,他重重地叹一口气,只身走进了茫茫大雾中。

  顶峰村女村支书吴成英介绍,该村位于湘潭县西北与双峰县交界处,是一个只有80多户、近300人的小村庄。方圆十公里群山环抱,平均海拔700多米。当年,沾曾国藩的光,该村的祖辈们告别了羊肠小道,爬着曾国藩回乡时修的石阶路,一代一代背着柴米油盐登上山。十多年前,修通了一条4公里长的简易公路,挂于悬崖峭壁之上,连通着山外的世界。由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村民家庭经济条件都很拮据,为了改变命运,有些孩子通过努力学习考到了山外的学校,还有些劳动能力强壮的年轻人也都外出打工,在外面安家了。留在村里的基本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人和正在上学的孩子。“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为了解决村里孩子们读书的问题,办起了这所学校。”

  “我有时也会很烦,有时我的眼泪水就情不自禁地流下来”

  条件非常艰苦的顶峰学校一直以来很难得留住老师。1973年,刚刚20出头的熊泽民作为村里惟一的高中生,当上了顶峰学校的代课教师。因勤奋好学,爱岗敬业,熊泽民很快被作为数学骨干老师从顶峰学校调往当时的乡中心小学任教。1982年,因教育布局调整,顶峰学校初中班被撤销,5名教师纷纷调离,20多个渴望求学的孩子面临失学。1988年,因顶峰学校缺教师,熊老师又调回了“顶峰”,不久,该校就留下了他和妻子两个老师。

  “后来,我也经常向领导反映不想在这里教书了,甚至发脾气要求把我们夫妻调到山下去。但领导给我做工作说你是党员、又是镇里的优秀教师,你不在顶峰学校教书去哪里教书?我只好继续留了下来。我知道,领导那样给我说是看穿了我对山里的孩子有感情,假设我真的下山了,这些孩子就会失学。”熊泽民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在他看来,更多的是因为孩子自己才留下来的。“主要是山村的教育没有搞起来,顶峰村也没有别的老师,除了我和我的妻子,如果我们不在这里教书,这里就找不到老师,所以就坚持下来了。”

  进入新世纪后,顶峰学校不但没了初中班,而且连小学班级都不能够满员了,妻子也调到山下的学校,只剩下熊泽民一个老师了。“靠我一个人是教不了小学6个年级的,只好办4个年级,再后来就只剩下3个年级。到了2006年,在学校里读书的孩子就只有二年级2个、三年级4个共6个孩子了。我既是校长、老师,还是孩子们的‘保姆’。”

  熊老师认认真真给这6个学生上课。“我既教语文又教数学,还要教自然等其他课程。但教这些还没什么问题,要是碰了上音乐、美术以及体育课我就没办法了,我从小就唱不好歌,孩子们唱的歌要比我教的好得多。”与此同时,熊泽民把6个孩子集中在一个教室上课。“为了方便教学,我先讲三年级的课,讲完后再讲二年级的。这样就能够使三年级的学生重新温习一下二年级的学习内容……如果先讲二年级的课,三年级的学生就做作业,彼此这样轮流,学生也习惯了这样的教学模式,都非常自觉,成绩也很优异。”

  天天面对几个孩子,年复一年翻来覆去地讲差不多的内容,“我有时候也会很烦,特别是当孩子不懂事的时候,我就心情不愉快,恨不得不想给他们上课了。”熊老师说,毕竟都是不到10岁的孩子,他们不听话的时候,“我打又打不得,骂也骂不得。平时就连找个诉下心中苦闷的人都没有,当我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就只能一个人静静地在办公室坐一会儿。说句不好听的话,有时我的眼泪水就情不自禁地流下来……”

  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走出了1个研究生,还有26个大中专生

  顶峰村山高林密,气温潮湿,气候多变,特别是每年冬天,长达半个月的封山,山里的居民苦不堪言,山下只要飘起一点点雪,山上必是银装素裹,白茫茫一片。春季就是阴雨连绵,有时候个把月都看不到晴天,能见度不到100米。2005年冬天,顶峰村遭到了长时间的罕见的冰冻,“全村近80%的电杆被压倒,全部停电,我只能在教室里点上蜡烛来上课。当然,这还没什么,眼看就要放寒假了,我这一年我对学生的家访还没完成。该做的事情必须要做,我只好在结了冰的山路上一步一滑地去给学生做家访。最远的学生有3公里多,要翻越几座山才能到。”9月9日,熊老师给记者讲起这些时,一脸的平静。

  顶峰学校所属石鼓镇歇马片区联校党支部书记易高安告诉记者:“顶峰学校因顶峰山而得名,是整个湘潭市海拔最高的学校,别看这个学校只有熊老师一个教师、6个学生,但这里的教学成绩在我们是在我们石鼓镇也是属于‘顶峰’的。”

  20多年来,顶峰学校的教学成绩在全镇一直名列前茅。“每年片区、镇里联考,我教的学生总能够考出好成绩。当然,山里的孩子都很刻苦,成绩好也不完全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每每有人夸熊老师的书教得好,他就会有些不好意思的脸红。

  如今熊泽民已是桃李芬芳。顶峰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竟走出了1个研究生,还有26个大中专生。“早几年前,还经常有学生特意从北京、广州等地回来向我拜年,这样一想,我在顶峰学校教书还是很值得的啊!”

  听说记者来采访,许多村民围了上来。他们纷纷夸熊老师:“他是个好老师,确确实实是的,其他地方的老师调不来,他就在这里坚守这个岗位,能坚守岗位,这个老师就已经很不错了。”熊老师哈哈一笑,“你们当着记者的面尽赶好的说,我可没你们说的那么优秀啊!”

  熊老师说,村民也有嫌他没教好孩子的:“整天就只一个老师、一种教学模式,怎么能够教出好学生来?”“老熊年纪大了,教育方法已经落后了!”

  “我们这个村40岁以下的人几乎都是我的学生,有的父子俩都是。他们嫌我也好、夸我也好,我都不能听的,把自己的心情搞糟了,就会影响给孩子们上课。”他说。

  “我们来慰问,主要是觉得熊老师了不起,不得不叫人佩服”

  熊老师全家4口人,妻子在山下的一个学校教书,两天回来一次。两个孩子一个在湘潭县一所中学读书,一年也才回家几次,另一个则长年在外打工。从教26年来,除了几顶“镇优秀教师”的桂冠,再无其他更耀眼的光环,依然默默无闻。依然身无长物,家里至今寄身祖辈上个世纪50年代留下的破屋子里中。

  这几年,大儿子在外打工赚了一些钱,准备在山下盖房子或镇上买房子给父母住。“我想来想去,不能住到山下去。如果那样的话,我会因为离学校远而耽搁教学的。而且,我也不能离开这所学校,只要我一走,这些学生就要到山下读书,他们就得天刚亮就要出门,天黑了才能回家 ,每天上下要走两个多小时山路……最困难的是爬山,逢上冰冻的天气,下山的路很难走,弄不好就会因路滑掉进山谷里去。”

  熊老师的坚持感动了社会各界。近几年来,隔三差五就有人上山去看望他并带去钱物慰问他和学生。“每当有人来慰问,我就会记下来。这样做一是对学校收到的慰问品有个记载,虽说我们学校只有我一个人,但慰问学校的钱物我不能要……我统计了一下,先后有30多批人,学校这样偏远,路又这样难走,他们能来看看我和孩子们我就非常感激了,想不到他们还要送些钱物给我们。”熊老师坦承,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也是支撑着他的重要原因。

  记者采访这天,恰逢湖南时代阳光集团总经理程敬辉代表公司来顶峰学校慰问。程总说,他们公司捐资在紧邻石鼓镇的湘潭县青山桥镇开办了一所青山桥时代阳光中学,今年5月他们去该校时听说了顶峰学校的情况,当即就上山去了顶峰学校。“这次我们给时代阳光中学42名家庭困难的学生每人送去了300元的学杂费,转头就到了来到顶峰学校。”

  虽然听说顶峰学校的孩子已经到山下读书,但程敬辉一行仍将每人200元的慰问金交给了熊老师,同时,他们还给熊老师送了800元。“山里的孩子读书不容易,能够坚持在山里教书的老师更不容易,我们来慰问,主要是觉得熊老师了不起,不得不叫人佩服!”

  8月31日,58岁的熊泽民被安排到山下的一所小学继续教书。“我一年也有万把元钱的收入,但学生只有6个,把所有学费收起来就那样千把元钱,国家对山区的教育是投入很大的……这样一想,把顶峰学校撤掉也是应该的。”可是,到了山下,熊泽民反倒有些不习惯了。“我习惯了几个年级的学生在一起同时上课.

发布者: 陶桃  发布日期: 2007-09-26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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