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谢泳谈西南联大
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财富
记者：七十年过去了，现在纪念西南联大的意义何在？
谢泳：今年是西南联大建校七十周年。她的校庆日是11月1日。中国知识界对这个抗战中的大学发生兴趣，不仅因为这个大学为战时和以后的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更在于这个大学为中国知识分子养了“士”气。正如一位西南联大的学生所言，西南联大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所‘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作为实体的西南联大早已逝去，但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西南联大总会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来研究。作为精神象征，西南联大很可能会被与她有过直接间接联系的人们时常怀念。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会在她身上寄托越来越多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理想，期待那样的时光重回当下……
记者：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西南联大为中国保存了一批读书种子，延续了中国教育的命脉，使得中国文化得以薪火相传。这是硝烟弥漫、物质生活极度匮乏年代中的一个奇迹。
谢泳：以往对于西南联大贡献的评价，往往过于重视西南联大在九年中的成功合作，而忽视三校过去的传统。九年的合作只是结果，它成功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在中国起步虽晚，但到抗战前夕，不到40年的时间内，已经初步形成了可以和世界著名学府相比的现代意义的大学教育体制，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个奇迹。
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是现代大学的核心
记者：很多学生非常神往西南联大当时的风气。“自由”几乎是西南联大学生最受惠也感受最深的。学生获得“自由”的前提和必备的条件有哪些？
谢泳：大学独立是现代大学的主要特征。“独立”二字，不意味国家不管大学，而是国家不对大学的内部事务，特别是与思想和学术有关的事务进行干涉。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建立的时间并不长，但中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很高，标志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直接与西方现代教育接轨，这使中国现代大学从开始就呈现一派生机。当年国民党也千方百计想在大学插足，但收效不大，因为那里的教授不买这个账。陈序经当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时，大约1941年前后，国民党为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当时担任院长以上职务的教授都得参加国民党，陈序经知道后很坚决地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