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革命者 必然是生活教育者
文立华
陶行知先生1939年12月答复一位朋友的信《谈生活教育》可以称得上是一篇探讨生活教育理论的精辟论文。1937年，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三事变，全国进入抗日战争，到9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当时，陶行知先生受全国各界救国会委托乘出席世界教育会议之便，前往欧美亚非各国宣传抗日救国，发动侨胞共赴国难。1938年9月陶行知先生出访返国，10月谢绝李宗仁邀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宋美龄邀任三青团总干事，于11月创立中国战时教育协会，起草战时教育方案。12月，成立生活教育社，当选理事长。1939年7月在重庆北碚建立育才学校，继续宣传和实践生活教育理论。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时候，生活教育不仅受到敌人的恶意攻击，也时时受到友人的质疑。1939年12月答一位朋友的《谈生活教育》不仅回答了友人的质疑，也回击了别有用心之人对生活教育的恶意攻击。
在这封信中,陶行知先生明确了生活教育理论的主体内容：生活教育的含义；生活与教育的关系；“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法；“在劳力上劳心”、“社会即学校”、“即知即传”三原则；“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唯物史观；工学团或集体主义的自我教育；民族、大众、人类解放的教育观。在这封回信中他明确宣布：“真正的革命者，必然是一个真正生活教育者”。学习这篇文章可以帮助我们全面准确理解和把握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理论体系，从而借鉴这一理论，推进素质教育，提高素质教育的科学性与实效性。
一、真正革命者与真正“生活教育”者
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先生的基本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生活教育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教育思潮之一，对中国现代社会和现代教育产生过重要影响，对当前的素质教育也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什么是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先生在《谈生活教育》中明确指出：“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即教育法。为要避去瞎做、瞎学、瞎教，所以提出‘在劳力上劳心’，以期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社会即学校’这一原则，要把教育从鸟笼里解放出来。‘即知即传’这一原则，要把学问从私人的荷包里解放出来。‘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是教人从源头上去追求真理。工学团或集体主义之自我教育，是在团体生活里争取自觉之进步”。这是陶行知先生上个世纪20年代初提出生活教育的概念以后，对生活教育所做的最明确、最全面、最概括的论述。
大家都知道，生活教育理论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三个基本命题，三个基本原理）。而“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命题，对其他命题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生活即教育”深刻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因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
这就告诉我们教育源自生活，教育起源自人类实际生活的需要。陶行知先生所指的“生活”是什么？他对此曾解释说：“什么是生活？有生命的东西在一个环境里生生不已的就是生活。”[1]（P180）“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2]（P78）。在《生活即教育》一文中又明确提出五种生活：健康的生活、劳动的生活、科学的生活、艺术的生活和改造社会的生活。可见，陶行知先生所说的生活，实际是指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包括征服自然的生产劳动，改造社会的政治斗争，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实验，以及人类自身发展及艺术创造等“整个社会活动”。教育起源于人类生活需要，人类生活决定教育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生活起源”的观点不仅彻底否定了各种唯心主义观点，也比前苏联教育“劳动起源论”更全面、更准确。
生活与教育的联系是永恒的，但两者之间又有区别，并不是等同的。陶行知先生说：“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生活是怎样决定教育的呢？从教育的本源上来看，教育源于生活，没有生活就没有教育，即“是生活就是教育，不是生活就不是教育”。[1]（P180）因此是生活决定了教育的性质、目的、内容、原则和方法。也就是说，“是什么样的生活就是什么样的教育，是好生活就是好教育，是坏生活就是坏教育，”[1]（P180）生活决定了教育的性质。而教育既然是为“生活所原有”，教育的目的就应该是为“生活所必需”，就不能为教育而办教育，也不能脱离人类的现实生活而办教育。
陶先生则是为人民大众的解放，为人民大众的生活提高而办教育。他把教育作为“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的武器，”他是“用生活来教育”，“给生活以教育”，“为生活的向前向上而教育”。但是陶先生认为，教育虽为生活所决定，却并非被动消极地适应生活，而是对生活具有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这样的辩证关系就体现在教育要改造生活上。陶行知先生认为“教育就是生活的改造”，“社会的改造”。[1]（P128）一九三九年正值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关头，他大力提倡国难教育，以教育为武器，唤醒民众奋起救国。他指出：“教育没有独立的生命，它是以民族的生命为生命，唯有以民族的生命为生命的教育，才算是我们的教育”。[3]（P19）同时，他又提倡战时教育运动，创立战时教育协会，起草战时教育方案，创办育才学校，收留和选拔难童，培养对民族解放有用的人才。他将教育与抗日救亡、争取和平民主结合起来，使生活教育成为“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之武器”。在文章最后他总结说：“生活教育理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争取自由平等的教育理论”。这就使生活教育运动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了教育改造社会的功能。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朋友关于“生活教育者没有把革命与教育联系起来”的批评：“在我们看来，现在的民族解放斗争是革命的行动！我们以一个民众学术团体，对于团结、抗战建国是用了全副精神参加，不敢有丝毫之懈怠。至于你所说，一个教育者同时应该是一个革命者，我很同意”。但陶先生在赞同教育者应是真正革命者的同时，又明确补充说：“一个真正革命者，必然是一个真正生活教育者”。
二、教育中的辩证法
《谈生活教育》给我们的另一启迪，就是生活教育者要时时以辩证唯物观来看世界、想问题、办事情。“五四时期”中国部分学者包括陶行知坚持了中国传统的辩证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唯物辩证法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陶行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用于教育观的改造，大大增强了他的教育思想的前瞻性和科学性。辩证思维的方法，是构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支柱。在陶行知这封回答友人的信中，处处体现出辩证唯物论全面、发展、变化、联系的观点，使生活教育理论雄居战略制高点，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例如朋友批评说：“生活教育者好象不懂得真正生活教育的实现，只有在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里存在”。在朋友看来，人的生活是有好有坏的，只有到了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里，生活才能全部是好的，才能有“真正”的生活教育。陶行知回答说：“这样的看法，是机械的看法而不是发展的看法，是静态的看法而不是动态的看法，是等待的看法而不是追求的看法”。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复杂的，教育也是多样的。我们的生活教育则是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选取好的、真的、美的生活去教育，并依赖历史发展趋势，努力创造理想社会，这正是我们真正生活教育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最高理想，而否定今天艰苦发展过程，或者因为今天的艰苦发展过程而怀疑最高理想都不是真正生活教育者应该有的。
朋友说：“生活教育者企图不经过突变而欲达到质变”，陶行知先生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企图。除非你所遇到的是没有常识的生活教育者”。“教育是什么？是教人变！”[1]（P237）教育的功能就在于教人变，就在于改变社会同时改变人。教人变的过程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从来不可能一蹴而就。事物的变化是从量变开始，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发生突变而引起质的变化。培养人就更是这样，只有重视和抓好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等各方面的量变，经过相当的努力，才能培养出合格有用的人才。陶行知“不能幻想着水蒸气而忽视砍柴、挑水、烧锅的工作”的妙喻，体现了辩证法量变到质变的观点。
朋友说：“生活教育者的努力……即使能完成任务，那也只限于一部分被……提拔的‘天才者’，群众是没有份的。”这里所说的“天才者”是指陶行知办育才学校时从难童中选出来具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如何正确处理一般教育和“天才”教育的关系，又是教育工作中必须解决的一对矛盾。陶行知认为，在重视普及教育的同时，“为着增加抗战建国的力量而培养特殊才能的幼苗”，使他们不致枯萎夭折，把他们培养成为从民众那里来、又回到民众那里去的、能为民众服务的人中人，也是值得干的工作。陶先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才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把具有特殊才能的难童培养成各方面的人才，其中如李鹏、陈贻鑫、杜鸣心、伍必端等后来都成为新中国的栋梁。生活教育者不仅重视普及教育，而且重视对有特殊才能的儿童的特殊培养，这才是全面的教育行为。这启示我们，今天的基础教育当然要面向全体学生，使学生全面发展，但同时也要通过课外实践活动、选修课和研究性学习等活动，让有特殊才能的青少年儿童发挥其才能，健康成长为社会多方面的有用人才。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陶行知先生深入民众，殚精竭虑，百折不挠，一生致力于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教育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造，构建了生活教育这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其中许多精辟论断展示着惊人的前瞻性与创造性。从这个理论创立、发展、成熟至今尽管已经过去了六七十年，我们读来却仍那么亲切，那么精彩，那么动人，那么充满了科学理论的活力和张力。其主要观点同我们当前推进的素质教育息息相通，一脉相承，对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启迪作用实用价值极其宝贵。
我们依据邓小平“教育要三个面向”指示的精神探索素质教育规律的同时，借鉴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从中寻求智慧，我们的素质教育一定能更科学、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陶行知全集(第2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2]陶行知全集(第1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3]陶行知全集(第3卷)[M].长少:湖南出教育版社,1985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十七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