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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来了怪电话
2007年4月2日，愚人节后一天。和往常每个周一相同，小王早早地来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的《中国高等教育》编辑部，她是这里的排版员。也跟往常一样，编辑部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有读者的、作者的、咨询的、广告的……
当总编室的电话又一次响起，小王完全是公式化地放下手里的活儿，将电话接起，公式化地说了一句“您好”。
电话另一头传来很有礼貌的声音：“麻烦请帮我找总编助理小王。”
总编助理？编辑部没有这个职位啊，小王困惑了。不过，想想总编室就自己一个“小王”，应该就是找自己的吧，于是她回答：“我就是。”
对方迟疑了几秒，咕哝道：“怎么是女的？有男的吗？”
“没有。”
尴尬中，电话两头似乎都是摸不着头脑的丈二和尚。小王还没来得及多询问，对方就挂了。
“大概是搞错了吧”，她也没多想，继续忙自己的事。但她没想到，这个电话只是一场滑稽剧的前奏，就在这一刻拉开了整场演出的序幕。此后的十多天里，每天都有至少四五个电话打来找“总编助理小王”。这些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遍布各地——湖南的、湖北的、广东的、浙江的……
除小王和总编室李主任之外，编辑部“大平面”的一些编辑也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形形色色的人用各种各样的口音或直接或含蓄地打探“小王”、“论文”以及“版面费”的情况。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拒绝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拒绝提供资料，也不再打第二次电话。
李主任清楚地记得，除了先找“小王”的，还有几次，她接起电话，直接传来趾高气扬的声音：“我是×××学校的×××，我的文章安排在哪一期发啊？”
“等等我给您查查……对不起，没有您的文章啊，您没记错吗？”李主任问。
“怎么会没有呢？我找你们总编助理小王……”对方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有点儿慌神。
李主任察觉到了什么，于是试探着问：“您是不是已经交钱给谁了？”
几秒钟的缄默，之后，电话挂断。
“我们杂志，从来就不收版面费。”这句话，李主任一字一顿地反复说了好几次，“我跟那些人就是这么说的。他们总是问我们杂志收多少钱给发一篇文章，不仅这次问，以前也总有人打电话来问这个问题。评职称就必须得发论文，期刊还有等级的差异呢，有时候不发个‘核心’还不顶用。因为我们是国家级的核心期刊啊，都想来我们这里发文章，所以好多人都巴不得我们收钱。还有人跟我说了，‘你们只管开个价！收多少钱我都给！’那迫切的架势，我估计啊，你管他要一万他都能给。可是我们哪敢收啊？哦，谁交钱谁就能发，这不乱套了吗？”
迫切想交钱的，这期间，小王也遇到一个。
电话接起来，找“总编助理小王”。“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您小心不要上当受骗。”小王把这段时间的常用语又重复了一遍。
“啊，那个是骗子啊？！那我把钱给你可以吗？你是真的！你帮我发好不好……”
两周后，《中国高等教育》刊出一则《重要声明》：“最近，有关部门向本刊编辑部反映，有人制假版《中国高等教育》杂志和假网站进行行骗。还有人向一些高校群发电子邮件，谎称《中国高等教育》收取版面费即可发表文章，并于近日在北京有关银行设专门账号行骗。在此，本刊编辑部郑重声明，本刊一律不收取版面费，并对上述行为表示愤慨。如果有人仍不放弃侵权和损害本刊声誉的行为，本刊将通过法律渠道予以追究。同时，特别提醒作者高度警觉，不要受骗上当；投稿请直接与本刊编辑部联系，不要相信任何中介。”
“非一般”的约稿信
汤老师在河南某职业技术学院宣传部工作，是该院学报的编辑。他目前正好处于“两副”身份的阶段，副主任、副教授。据已经评上教授的“过来人”陈老师讲，要知道这个阶段是怎样的一种瓶颈，用钱钟书的话来解释便好——“晋升初级、中级职称好比丫环收房，而评定高级职称好比妾室扶正；丫环做妾易，妾变正室难。”
汤老师无奈地叹气道：“没有办法，要评职称，就必须得发论文啊！要发论文就要交钱啊！以前可不是这样的，现在，真的不一样了！当然，除非你是省级以上的重要课题，或者你的论文真的质量非常高，或许可以讨价还价不用交钱。”
核心期刊，汤老师在2005年倒是发过一篇。当时他收到《××××研究》的约稿信，调查了一下，的确是“核心”，于是他赶紧写了论文，按照用稿要求爽快地交了2000元版面费，发了。
这一次，他又收到了一封E－mail。这次这个“总编助理小王”发来的约稿信，比起一般期刊社发的约稿信来，有很大的不同：
＿＿＿＿＿＿先生／女士，您好：
我是《中国高等教育》编辑部的总编助理小王，负责编辑部稿件审定的三审工作，也就是说，所有在本刊发表的文章，最后一关，都是由我们审定，签字。从业几年来，做事认真，勤恳，敬业，深得同事、领导看重。可是，结婚了，却连个房子都无力购买，现在还是租房子住的，老婆大人天天念叨，说我无能，不能给她们母子一个安稳的生活。深感责任重大，愧对父母妻儿。想我当初来京之时，也曾是志得意满，万丈豪情，本以为可以为祖上争光添荣，为自己铺顺锦绣前程，衣锦还乡。没承想，却依然是身无分文，落魄游荡。在此经济大潮之中，不能不为之心动了，无奈啊！
所以，在此，愿为各位发表论文作点小小的服务，顺便收点赞助费，互惠互利，既助你升职，也为我添加一点小小的收入。哈哈，你可以鄙视我，如果你不屑此举，请你把此文删除，谢谢，也烦请你为我保密。人生在世，我们不都是为衣食而活？
如何操作呢？
1.发送文章到我的邮箱，A：二十日内发送电子稿用稿通知到你的邮箱（有盖章），你两天内付款（每篇3000元）。（如需要书面稿，再通知你邮寄书面稿）收到款三天内，发放正式的用稿通知书给你。或B：收到回复后，先付三分之一的定金，收到定金后，二十天内直接发正式用稿通知给你，收到通知后，付清余款。注意，此事纯属个人行为，与编辑部无关。（请注明你选择何种合作方式）。
2.文章质量要求不能太低，最起码达到修改一下（免费修改）就能发表的水平，如果水平实在太低，对不起，我也帮不上忙，我们编辑部，毕竟对文稿质量要求较高的。如果自己不能写，我可以为你代写，每篇1000元，保证发表。
3.每期稿件，我有八个版面可以自己做主。
……
汤老师将信将疑地回了一封E－mail，并且不忘在附件上粘贴了一篇自己写好的论文。他琢磨着，这若是真的，倒也是一桩求之不得的买卖。
过了几天，他接到了电子版的“用稿通知”，以非常正式的格式和措辞告诉他论文已经通过编辑部终审，将于2007年8月刊登在《中国高等教育》第15期上。通知书上有编辑部的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底部还加盖了“中国高等教育编辑部”的大红公章。
后来经笔者查证，地址没错，邮编是大半年前的，现在已经改了。至于那个公章的印记，比起《中国高等教育》编辑部提供的正品来，造型、清晰度等都要差很多，并且字体不同。
汤老师按照这个属于中国网通小灵通的“联系电话”打过去，对方催着交钱，并且提供了户名为“王吉强”的农业银行账号。
“不会是假的吧？”汤老师问了一句。
“怎么会呢，当然是真的！”对方信誓旦旦。
汤老师还是不放心，于是查到了《中国高等教育》总编室的电话，打来一问，果然是假的。他虚惊一场，还好没交钱。
“这种人真可恨！”汤老师说。不过他又叹气道，这种人冒出来也不奇怪，现在有市场需要啊，论文中介机构满天飞，到处可见“征稿”、“约稿”，好多都暧昧地表示跟各类期刊社有紧密的“内部”联系。
生机盎然的“产业”
根据汤老师等人提供的线索，《中国高等教育》编辑部领导拨通了“总编助理小王”的电话，严厉警告他不要再假借杂志社员工的名义行骗，并称已报了警。对方不知是真的慌了神还是圆滑地打太极，态度极好地说：“我也是被迫的啊，是我上级指挥我干的。”他主动留下了“上级”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很快，他的电话打不通了，留下的“上级”的电话也打不通了。
半个月后，受骗打来的电话逐渐少了，编辑部的事务也很繁多，于是对此事未再多追究。
其实，不愿老“耗”在此事上，多半出于无奈。李主任和汤老师持的是同样的观点：这种事情，在如今“市场经济”环境下出现，太正常了，“你真要较劲下去啊，那根本没完”。
李主任举例说，山东的《当代教育科学》杂志社也遭遇过这样的情况，他们较劲，报了警，费大功夫抓到了冒名行骗的人。可这骗子不多久就被放了，因为根据现行法律，“情节不严重”。此人后来也跟他们较上劲了，继续打着他们的旗号行骗。
“这些混水摸鱼的人，就像偷自行车的贼一样。”李主任摇头叹息道，“就算是你再生气，也拿他们没什么办法。”说着她从电脑里调出她保存下来的一封“征稿启事”。
“你看，”她指着电脑屏幕，“这是福建的一个中介搞的，‘帮’我们征稿。我们当时意外发现了，很震惊。追查下去，辗转了好几个人，在一个什么破地方找到一个几平方米的破门面，找到了一个什么‘苏老师’。我们副总很生气，亲自打电话过去质问，结果对方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不也是想为你们找些好稿子嘛！我们说收钱了吗？我们就算收钱，那也是为你们收啊！’你看，这不存心耍无赖吗？”
4月底，当编辑部的骚扰铃声逐渐停止的时候，互联网上又出现了“《中国高等教育》紧急征稿”的启事。笔者联系上了发启事的“杨老师”。他表示，交4500元版面费，就可以在《中国高等教育》上发文章。按照程序，交论文，把钱打到账号上，“电话和网络联系就可以了，不用见面”。
“总编助理小王”、“杨老师”等都不过只是偶尔暴露的冰山一角罢了。在百度等网络搜索引擎上检索一下“《中国高等教育》征稿”，各种各样的中介机构刊登的各种各样的征稿启事顷刻间就能跳出来映满人的眼帘。
当然，《中国高等教育》不过只是众多期刊中的一家，再检索一下“论文发表”，或者“期刊征稿”，相关网页均不下数十万，绝大部分是各类中介发布的。
在对这些中介机构做了一定的调查后笔者发现，多数中介的投稿热线都是手机或者小灵通，联系人一到两人；多数中介没有公司地址，对于有限的几家留了地址的北京市的中介机构，笔者前往调查时都发现该地址根本没有这些单位存在。在随机采访的高校教师和研究生中，的确有通过中介顺利发表了论文的，但也有不少被“黑中介”骗过或险些被骗的。
据统计，目前我国公开发行的期刊不过万余家，其中，被北京大学收录的核心期刊（多数单位认可的“核心”标准）不到2000家，而全国高校教师近97万人，在校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超过2300万，其中研究生超过100万。以某所“211”重点高校为例，硕士研究生需在公开出版刊物（不需要“核心”）上发表一篇论文才能获得毕业资格，博士则要求两篇以上的“核心”。
“僧多粥少啊。”采访中，多人发出过如是慨叹。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