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眼看去，周忠民并不能给人亲切感。他患有严重的白癜风，脸上、手上的皮肤都白一块、红一块的。他常常戴一顶鸭舌帽，帽檐的阴影遮住大半个斑驳的脸庞。但是贫困山区的孩子并不憷他。在过去的几年里，周忠民到过甘肃、广西、四川等10多个省份，去调查乡村教育的真实现状。他走访过的贫困生家庭有2000多户。当然，他给这些孩子带去了钱，金额不大却足够他们上学。
周忠民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什么富人，他的身份是民间志愿者。今年在四川小凉山区域的马边县，他作为多个民间助学团队的代表，在不通道路的深山里建成了13所村校，另有20多所村校已经开工或正在签约。“我们在那里建起了28个图书室、资助了数百名贫困学生和一批代课教师。还为山里的孩子们做了新课桌，发了新校服、配备了新书包和新文具，使学校的吸引力大为增加，仅民主乡本学期就超计划新入学80多个孩子。”
和一般志愿者不同，他并不特属某个机构，而是同时为数家旨在关注乡村教育的民间机构工作。他59岁了，多数像他这样在城市长大的人，这个年纪已经退休在家抱孙子。他11年前提前办理了退休，开始奔向“年轻时就向往的、有着广阔天地的农村”。他的毅力、体力、行动力，常让许多年轻的后辈自叹不如。他每次出行都辗转二三十个地方，时间长达3个月，2006年他骑着自行车“万里单骑助学行”，走访广西山区18个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县，硬是在3个月里用自行车轮在广西地图上画了一个圈儿。
每到一地，他就要对那些获得过资助的学生进行实际家访。在四川某县，他发现，一些孩子家在公路边，住的是砖房，在当地属于经济条件较好的，却也出现在资助名单上。
由当地政府推荐的联络员特别强调要给一个孩子资助。“就因为她是你侄女？”周忠民问。
“你不相信我，就是不相信共产党，不相信政府。”这个联络员振振有词。
有些孩子住得很远，周忠民请当地干部借车带他们去家访。每走一户人家，这位联络员就往车上搬一袋豆子或者粮食。一天下来，装了半车。周忠民把这些记在心里。
“名单上的每一个孩子，我都要见。”他告诉联络员，请附近几个学校受资助的孩子，都来接受回访。有的孩子一连来了两天，用的是不同的名字。周忠民记下了。有的名单上的孩子根本没来，说是转学了。至于转去哪里，家住何方，一概回答不知道。
“这种条件，我们还怎么搞助学？”没有丝毫犹豫，周忠民向出资在这里助学的机构反映情况。很快，这个助学点被撤销了。
孩子们总会说实话，周忠民对此深信不疑。他准备了很多具体问题，“你收到过几次捐助款，一共多少钱？”“你认识联系员吗？他叫什么名字，去过你的家吗？”“你是毕业班的学生了，有把握进入上一级学校吗？希望获得资助吗？”“你希望怎么样度过自己的一生？”等等。
有一次，孩子们告诉他，捐助款发下来后，校长又把钱收上去了。这个助学点后来也停了。类似的情况，每年都会遇到。但周忠民从来不灰心。
1998年，周忠民带着自费买来的9台电脑，来到甘肃古浪县，建起了全县第一个计算机教室。他自学了DOS操作系统，理所当然地成为教师。之后，县里凑了4万元，周忠民又借给他们4万元，到北京中关村买了26台电脑。随后的两年间，这个县建立起50多个计算机教室。“古浪县的电脑普及率，一下子比我原来工作的金昌市还要高了。”周忠民笑道。
他最初想建一个流动的计算机教室，弄上一台车，拉上计算机在乡村跑动。可没有那么多钱，周忠民想到了股市。他把自己的全部储蓄拿去买股票，指望赚钱来买电脑。结果，他在乡下跑，没时间盯着股市，股票一个劲地跌，本钱折了不少。计划也落了空，他于是亲自去一线跑，搜集一线的资料展示给社会，吸引那些更有实力来参与助学的机构和个人。
“我们都来做一点”，这是周忠民的口头禅，也是他MSN上的签名。
他不计较自己有多少补助。实际上，每监察一个地方，全部补贴包括路费不超过400元，超支是常有的事。为了节约经费，周忠民自费买了一辆自行车作为在乡下的交通工具。车是那种特别组装的运动车，要骑山路，普通自行车经不起折腾。这辆车花了他2000元。回京时，他把自行车锁在当地派出所停车处的柱子上，结果还是被盗了，只好再买一辆。
在山里骑自行车可不是轻松的事。那里全是坑坑洼洼的土路，有的还沟壑纵横，全是牛在雨天踩出来的。他常常得推着车费力地往山上走，加上睡袋、帐篷和其他装备，整辆车足有五六十公斤重。
因为有白癜风，周忠民不能晒太阳，他常在夜里上路。一次夜行，迎面而来的货车开着大灯，周忠民看不清路，车把一歪，连人带车扎进路边的沟里，摔断了3根肋骨。那一次，他在乡下医院足足躺了20天。
民间助学机构信天谨游的负责人评价说，“周老师是个做事的人。”的确，周忠民很少讲什么理念，他用自己的脚来丈量中国乡村教育的现状，然后把照片放在网上，让更多的人看到。
周忠民到过贵州六盘水，那里一个男代课教师，每月工资只有200元，他每天晚上，要去镇上打更，再赚取一份生活费。但就是这个老师，却花了1000元，修好校门前的小桥，方便学生行路。
周忠民到过广西凌云县，听说一个干部家的女孩快失学了。“她家是干部，应该条件还可以吧？”周忠民想了想，把资助的名额给了另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再来的时候，他听说那个女孩已经失学了，并且在失学后吞下了连牛马都不吃的断肠草，死了。“我只能叹息了，农村人家在经济紧张时，总是会先牺牲女孩子上学的利益。”
周忠民也了解到，国家“两免一补”政策落实得不错，在一些地方，孩子们还能领到每天1元钱的补助。他于是写报告给一些民间助学团体，建议他们顺应实际情况，转移资金使用方向。
他的自行车上挂着一面红旗，上面写着：我们都来做一点。“你都做啥啊？”一次修车时，修车师傅忍不住问。得知周忠民骑车助学的行动后，这位师傅大方地说：“那我也来做一点，就不收你的钱了。”
2007年，周忠民为四川马边县民主乡的孩子们联系到一批新桌椅。由于通往民主乡的道路施工，课桌只能卸在半路，要靠家长们自己来背回去。周忠民开始有些担心，许多孩子家往返需要一整天，家长们愿意来背吗？但到了那天，家长们全来了，其中还有79岁的老奶奶！一个74岁老奶奶来给孙子背桌椅。周忠民问她，能行吗？老奶奶回答：“你们都能把课桌买来，我还背不回去？我也来做一点。”
周忠民也会发火。在广西百色地区田阳任教时，他教计算机。这里没有网络教学软件，教师在黑板上讲课，学生看不到教师的实际操作；每班学生有四五十人，上机时两三个人一台机器。教室里热闹极了，这里在叫“老师，不得(不行、不会的意思)”，那里喊“老师，来，过来”。因为紧张和疲劳，他也会控制不住情绪。“有时我会由于一些并不太大的事情对学生发火，甚至把整个班的学生赶出教室。结果我收到了一份有40多个同学签名的道歉信，我也为由于个别同学的错误而不给全班同学上课这件事情向同学们道了歉。”
在长期助学过程中，他渐渐觉得，那些民间机构都有意无意地在“划分势力范围”，这个省是我帮扶的，那个省是你对口的，彼此不让对方进入。在机构内部，也都搞小圈子。周忠民不愿意在其中掺和。“有什么意思呢，还是做一点事吧。”
周忠民于是退出自己亲手创办的一个助学机构，开始为很多类似的团体做志愿者，但他只做志愿者，不参与领导，不表达意见，不反对这个团体的任何规章。他唯一要求的，就是去一线跑动。其实最缺的就是在一线跑动的志愿者，于是他成为受欢迎的人。而真到了地方，他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推荐适合当地的助学项目：校舍破烂的，给联系盖学校的社团；孩子困难的，找结对帮扶的社团；缺师资的，就找资助教师的社团；缺少图书的，给联系做乡村图书馆项目的社团……
“我就是想给当地提供多种选择。如果我不是在这么多团体兼职，不可能给他们带来这么多机会。”周忠民觉得自己的经验很难复制。但他真希望国家的助学政策早日完全落实，“那时，我这个老头就再不用出去跑！”(蒋韡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