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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代留学生


 干什么事情第一个总是最难的,所以人们总是传扬那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封关锁国、自大排外的19世纪中叶,一个内地青年敢于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与周边的白眼,而勇敢地走出家乡,走出国门,不远万里,赴美留学,这个青年人的勇气与胆识即使是150年后的今天看来,也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他,就是1847年毅然赴美留学的广东籍青年容闳。当时离鸦片战争打破中国大门也不过5年。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年轻的广东人的大胆出走,才有以后的幼童出洋以及绵延久泽的留学大潮。

  中国第一个留学生

  2004年8月3日,美国耶鲁大学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发布会,纪念中国首位留美学生容闳自该校毕业150周年。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温出席了发布会。1847年,19岁的广东青年容闳赴美求学,并于3年后考入耶鲁大学学习法律。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成为中国首位留美学生。回国以后,容闳前后组织了4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开创了中国官费留学的先河。在这些留美幼童中,涌现出“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中国第一位大学校长蔡绍基历史名人。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在发布会上说,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出国留学的开拓者,也是官派留学的首倡者。早期的中国留学生满怀报国之志,刻苦学习,他们的坎坷经历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中新社2004年8月3日北京报道。2000年的5月5日,容闳的肖像进入了美国耶鲁大学的名人堂。我记得2003年耶鲁大学校长访华期间,我曾见到了他本人,他非常自豪地提到了耶鲁毕业了许多的优秀学生,诞生了5位总统,包括克林顿、老布什、小布什等,出了1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事实上,容闳是中国真正融入西方现代文明,并以不带偏见的眼光观察那个世界的第一人。今天我们纪念他的创举,却似乎忘记了他在那个时代的寂寞与悲凉。容闳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程中尝尽坎坷,而被他送出国外留学的幼童,绝大多数在没有完成学业的情况下,就因为大清帝国顽固派对现代文明的无知与抵制,而提前被强令回国。这一段历史,也许才是最值得我们铭记并且反思的。

  1855年,26岁的容闳怀着报效朝廷的愿望,回到祖国。面对祖国的落后和异邦的强盛,容闳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青年“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予中国”。

当时清政府在惨遭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割地赔款之后,又遭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严重打击,正面临覆灭的危险。当时,容闳这位只有美国学位,而无清廷功名的留学生报国无门,只能望国兴叹!

  1853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之后,清政府的统治趋于稳定。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政府在经历了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惨痛打击之后,开始注意启用一些开明之士,并积极寻求富国强兵之道。此时,受过多年美国教育、怀有教育报国思想的容闳,努力通过各种关系说服朝廷派遣留学生。

  1868年,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浦安臣条约》。其中有“中国入美国的大小官学,可享受最惠国人民待遇”的条款。这种在教育交流方面的最惠国待遇,为容闳向美派遣留学生计划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

  1870年,天津发生了焚烧法国教堂并杀害领事的“天津教案”。容闳经人推荐被任命为经办此案的李鸿章、曾国藩的翻译,这终于使得他有机会向曾、李二人提出选派幼童留学的大胆计划。

  第一批留美幼童(李鸿章、曾国藩是官派留学的最早决策者)

  1871年,曾、李联名向同治皇帝提出“选派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的奏折。朝廷准奏后,曾、李开始具体实施。首先在上海开设了幼童肄业局,负责在沿海各省每年选派幼童赴美学习,连续四年,每年30名,共计120名,预算用银120万两。根据洋务运动的切实需要,第一批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考虑到语言问题,最终决定选10岁到16岁的幼童出国。

  按照计划,首期留美幼童名额为120名。从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预计留学时间15年,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当时,国人多视出国留学为畏途,尤其是美国,距离中国万里之遥。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中,都认为那里是“蛮夷之邦”,甚至有谣言说美国人会把中国人的皮剥下,“安在狗身上”。况且把这些10来岁的幼童送出国,一别15年,还要家长签字画押,这让父母们难以接受。

  留美幼童詹天佑的父亲詹作屏出具的保证书写道:“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国外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俨然一纸卖身文书。

  由于容闳与耶鲁大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加之有《浦安臣条约》的有利条件,故决定将首批留学生派往美国。同时任命翰林陈兰彬为主事、容闳为副主事,先期赴美安排一切。

  1872年8月11日,首批幼童由容闳率领,由上海乘轮船,经日本横滨到达旧金山,而后乘火车抵达东海岸的哈佛郡。这是中国政府向美国官派第一批留学生的开始。这些在大轮船上蹦蹦跳跳的孩子此刻也许不会想到,他们稚嫩的肩上担负着为国寻求富国强兵之路的使命。

  中国学童到达美国后,一切由容闳来安排。容闳把这些孩子分别安置在当地美国家庭,每家二三人,目的是让这些学童先适应英语和美国的生活方式,然后从生活习惯以至思维方式、思想观念逐步融入美国社会,然后再进行学习。

  这种效果非常明显,也就是短短几年,中国幼童彻底美国化了。而中国幼童在美国的学习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在“绘画、地图、算法、人物、花卉,皆有规格”。“洋文数页,西人阅之,皆啧啧称赞”。当时随行的翻译就说:这些孩子在哈佛读书2年,远胜在香港读书5年。

  幼童出洋的夭折(詹天佑是读完大学的仅有的两人之一)

  从小学到中学,小留学生们用的都是西方的教材。他们从这些书中不仅学到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接触了较多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数年之后,很多幼童渐渐对《四书》、《五经》和儒学孔教失去了兴趣,对烦琐的封建礼节也不大看重,而对个人权力、自由、民主等观念十分迷恋。个别的幼童还和美国的女孩子暗暗约会。充满青春活力的幼童们还与美国孩子一起参加各类体育活动,詹天佑等人还组织了棒球队,在不少比赛中取得过好成绩。在受过美国文化熏陶的容闳眼里,孩子们的这些变化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随行的清朝守旧官僚看来,这些举动却是大逆不道。

  1876年,清廷派吴子登出任留美幼童监督。吴子登虽支持洋务运动,但思想不够开放,且官僚习气严重,对派留学生常持异议。他一到任,就将幼童们召来,严加训斥,并下令开除了两名信基督教者,引起许多学生的不满。此外,吴子登还加重幼童们的中文课程,突出进行封建道德和礼仪教育,使幼童们非常反感,对吴子登的话就是不听,只听从容闳一个人的号令。

  恼羞成怒的吴子登频频向清廷写奏折,还给李鸿章写信,讲留美幼童如何“美国化”,讲容闳如何放纵幼童,如何目空一切等等。只凭一腔热血报国却对中国政治一无所知的容闳根本没有在意吴子登的这些行动,也不进行反驳。清廷上下对吴子登的一面之词信以为真,连曾纪泽(时任驻英、法公使,曾国藩之子)这样开明的官员都认为留美幼童难以成才。1881年,吴子登请求清廷将幼童们全部撤回,迅速得以批准。

  当全体幼童听说朝廷让他们即日中止学业回国的消息时,一个个既悲愤又伤心,要知道对于大多数的学生来说,再过一两年就大学毕业。在这四批120名学童当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赓大学毕业,还有60多人正在读大学,其余的都还是中学生。在这些学生中,有3人到美国后病亡,数人先行回国,只有少数人抗拒不归,其余的在1881年9月6日离美回华。

  “幼童出洋”的理想和试验就这样烟消云散了,但愤怒的情绪却埋藏在幼童们的心间,他们成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第一批留学计划以失败告终,令世人惋惜。否则,中国科技起步会早数十年。容闳后来说:“我所有的努力都宣告无效,我的救助中国之心也就此而止了。”百日维新失败后他逃往香港,转至美国而终老。

  尽管“幼童出洋”夭折了,但后来还是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人物:如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民国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复旦大学创办人唐绍仪,晚清外交家、民初交通总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中国第一位矿冶工程师吴仰曾,第一位在美开业的华裔律师张广仁等优秀人才。中国留美幼童纪念学会会长高宗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幼童与美国家庭共同生活,水**融,对促进民族感情贡献良多,影响源远流长。”“中国幼童留美,首开中美教育交流的先河,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极具重要性的一页,弥足珍贵。”

  海军留欧学生(培养了甲午海战的主要将领,严复是其中的另类)

  2004年是甲午海战110周年,甲午海战虽以失败告终,但战争中中国海军将士舍身杀敌、誓死保国的爱国心和英雄气至今仍感动着全体国人。但很多人不知道,甲午海战中清军主要将领大都是海军留欧学生。

  与幼童留美差不多同一时间,也就是光绪初年(1877年),洋务派的头领李鸿章还派出海军留学生近百人,分赴欧洲各国学习。他们回国后担任各级海军将领。这批留学生中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人物。其中,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兼旗舰“定远号”管带、代理提督刘步蟾(1852—1895,1877年留英);左翼总兵兼“镇远号”管带,后任提督的林泰曾(1851—1894,1877年留英);左翼左营副将兼铁甲舰“经远号”管带林永生(1855—1894,1877留英);左翼左营参将兼快速巡洋舰“超勇号”管带黄建勋(1853—1894,1877年留英)等人在1894—1895年甲午海战中壮烈殉国。

  在这批海军留学生中,也诞生了在学术方面很有造诣的人才,其中的佼佼者是严复(1851—1921,1877年留英)。他1879年在格林威治海军大学毕业后,对西方科学发生了浓厚兴趣,遂后从事著述、翻译,成为中国“精通西学第一人”,并于1912年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他首次把亚当•斯密(AdamSmith)的《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和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Ethics)等8种科学名著译成中文(古文体)出版,为在中国传播现代科学做出过重大贡献。
发布者: 陶桃  发布日期: 2010-04-23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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