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真正的传奇，国难当头之时，云南边陲之地，八年时间，凝聚并培育了一大批精英，翻看联大师生名录，陈寅恪、钱穆、吴大猷、周培源、梁思成、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陈岱孙、闻一多、钱钟书、华罗庚、费孝……群星璀璨，令人目不暇接，心神向往。
联大八年，是清华历史上物质条件最艰苦的时期，也是精神财富最丰厚的时期，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是今天清华最宝贵的遗产之一。时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始终是联大校务的最主要主持者，人称联大“船长”，他在任期间推行“教授治校”体制，发扬自由民主风气，并将这些传统带回清华园。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8期（4月下）
为避免矛盾 北大南开校长“让权”清华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天津陷入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学校不是军事机关，却成为日军重点攻击目标，南开遭到空袭又被日军纵火焚烧，清华和北大校园被日军占领，为延续高等教育命脉，京津高校自1937年夏季，被迫大规模西迁，其中清华、北大、南开三校，与国民政府教育部磋商后决定，联合西迁组成临时大学。三校师生于1937年11月迁往长沙，不料12月南京陷落，武汉告急，千钧一发只得再迁往昆明。
1938年4月，三校正式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段传奇就此开始。今天人们提起西南联大，无不赞叹三校学者亲密合作、相得益彰。其实，联大成立时期，并不是毫无矛盾，各校都有自己的光荣历史，有自己的独特校风，“文人相轻”在所难免。闻一多之孙闻黎明说，三校合并之初在人员配置，科系设置上有矛盾，到1941年才磨合得比较好。钱穆在《师友杂记》中写到，当时，梅贻琦在任命联大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时，无意间有些偏向清华，引起北大师生的不满，北大历来追求“独立”、“自由”，一次讨论中几位教授情绪激动，“群议分校，争主独立”，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和校长蒋梦麟劝说大家，国难当头，以和为贵，这才平息下来。
联大成立后，北大蒋梦麟，南开张伯苓，清华梅贻琦组成常务委员会，共同管理学校事务，为减少摩擦，张伯苓和蒋梦麟采取“无为”策略，全身而退，让权给比他们年轻的梅贻琦。张伯苓对梅说：“我的表，你戴着”，意思是“你代表我”，梅贻琦在天津读中学时张伯苓是他的老师，他尊重恩师的意见。后来张伯苓去重庆开办南开中学，蒋梦麟也去重庆另兼他职，梅贻琦成为联大实际的校长。
清华校友、教育家傅任敢说：“联大成功的奥妙就在于梅校长的‘大’，他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清华有庚子赔款作后盾，设备、经费、师资都远胜过其它两校，为了平衡三校力量，梅贻琦没有把全部清华人员放在联大编制内。在昆明生活艰难，清华工学院利用暂时不用的仪器设备，建立服务社，面向美国军队承包工程、建设房屋、开办工厂，赚钱补贴清华教师，当时三所学校在财务上各有各的“房头”，这笔钱本来算是清华的“私房”收入，但梅贻琦顾念北大南开教师没有开办服务社的条件，生活更加贫困，在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
“寡言君子”梅贻琦的管理秘诀：学术自由 作风民主 教授治校
有一年联大校庆，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谈到，三校同仁在一起工作和谐，应归功于三校具有如云、如海、如山的风度，即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稳重如山。在梅贻琦的倡导下，三校的宝贵校风得以弘扬，“学术自由”、“作风民主”是联大的办学灵魂，教师尽情发挥各自的学术专长，真正达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境界，正如冯友兰为联大纪念碑撰写的碑文所写：“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三校原来各自开设的同一门课程，在联大可以同时讲授，学生自由选择，比如清华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和北大中文系教授罗庸都研究《楚辞》，研究的角度和观点截然不同，于是两人都讲《楚辞》，唱起“对台戏”；历史系的中国通史课程，雷海宗、吴晗、钱穆三人同时开，三大名师打擂，学生大饱耳福。
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名师主讲基础课，年轻教师开选修课，这是联大的规矩，为的是给学生打下扎实基础，继承清华的“通才教育”传统。而多个名师同开一门基础课，一是保障学术自由，二是加强竞争，因为选择权在学生手里，教授会更加注重教学质量。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枬森曾撰文回忆他在联大读书期间的课表，“豪华阵容”令人惊叹：国文老师沈从文，英语老师李赋宁，物理老师吴有训（建国后任中科院副院长），中国通史老师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冯友兰。他还选修了数论，老师华罗庚；《庄子》，老师闻一多。
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
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说到联大的自由民主，就不得不说梅贻琦治校有方，他并无高级学位（荣誉博士学位受赠于1940年），却能率领博士群，人人佩服。有人评价，梅贻琦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管理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实行“教授治校”。当时校委会秘书长杨振声是中国文学教授，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昔日联大学生、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申泮文说：“在校领导班子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等滥竽充数，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了。”
梅贻琦身上带有鲜明的“清华性格”：少说多做，有“寡言君子”的雅号，教授们提出管理学校的策略，梅贻琦发表意见时通常只说三个字：“吾从众。”始终笑容可掬。他的夫人韩咏华在与他结婚前，曾被人善意警告：“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韩咏华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学生为这位轻易不发表意见的校长做了一首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1914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到清华任教，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年仅42岁。此后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清华学生有“驱逐校长”的传统，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学生都“拥护梅校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暴雨与轰炸打断课堂
联大师生生活之艰难贫困是难以想象的，大多数学生家在沦陷区，经济来源断绝，只能靠政府发放贷金，而当时中国物价飞涨，不仅学生的贷金不足以糊口，教授们的工资也无法养活家人。学校食堂做饭用的是陈米，学生戏称之为“八宝饭”：“八宝者何？曰：谷、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霉味也。”教授也跟学生一样吃不饱饭，金岳霖、朱自清等人组成种菜小组，推举植物学家李继侗当种菜组组长，生物系讲师沈同当“种菜助理”，所有教授出力、浇水、施肥，菜丰收了，吃起来格外香。“刚毅坚卓”的校训，在联大师生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学生宿舍是茅草屋顶，昆明多雨，一到下雨天屋顶即漏水，住在上铺的同学把脸盆、水桶、饭盒都拿来接水。教室的条件稍好一些，用铁皮作屋顶，但暴雨打在屋顶上声如急鼓，老师讲课的声音根本听不到。法商学院教授陈岱孙历来以完美掌控讲课时间闻名，每堂课他讲完计划内容后，说一声“下课”，铃声立刻打响，万无一失，令人称奇，可是昆明的暴雨时常打乱他的计划。一次，他正讲到得意处，忽然一阵急雨，声音大得使他无法讲下去。他想了一下，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停课赏雨”！同学大笑，陈岱孙一脸无可奈何。
更多时候，教师的课不是被大雨打断，而是被敌机轰炸打断，历史系教授雷海宗有一次上课时想不起来上节课讲到哪里，就问一个笔记记得最详细的女生：“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看了看说：“你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1939至1940年间，空袭警报两三天一次，有时甚至一天两次，当时飞虎队尚未来华，昆明上空毫无防范力量，日军又以西南联大为主要攻击目标，警报一响，师生就要立即放下书本跑到山沟里掩护，俗称“跑警报”。“跑警报”本是生死关头，却被师生解读的十分浪漫，当年的联大学生汪曾祺写到：“‘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惟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国文系教授刘文典说：“教授跑警报是为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保留下一代希望。”刘恃才傲物，一向瞧不起只有小学文凭的沈从文，有一次跑警报，他回头发现沈从文也在跑，说：“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你替谁跑？”
教授们不仅学术造诣深厚，他们的学风和敬业精神对学生更有深远的影响。朱自清患有严重胃病，在昆明因为饥一顿饱一顿更加严重，有一次得了痢疾，还坚持连夜批改学生作文，妻子劝他休息，他说“我答应明天给学生的。”书桌边放着马桶，整整改了一夜作文，拉了30多次，第二天人都脱了相，脸也没洗就去上课了。潘光旦右腿膝盖以下截肢，行动不便，他住在郊区，要请人抬他到学校上课，从不迟到。力学教授周培源住处离联大20余里，没有公路无法坐车，他只好买了一匹马，每天早上骑马先送两个女儿上学，再骑到联大。陈岱孙不会骑自行车，于是也买了马。周培源与陈岱孙都是清华园里有名的“帅哥”，相貌英俊，身材高大，两人骑马上课成为联大一道风景线。
从学术中心到民主堡垒
“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这是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对联大的准确定位。联大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民主堡垒”，1941年以前，师生非常珍惜难得的学习环境，潜心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造，对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还抱有极大信任，支持国民党领导的抗战，期望齐心协力度过民族危机，闻一多1945年曾撰文回忆到：“人们对蒋委员长的崇拜与信任，几乎是没有限度的”。“先生和同学那时都注重学术研究和学习，并不像现在整天谈政治，谈时事。”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封报馆，逮捕进步人士。当时的教育部长是陈立夫，他推行以党治校，通令高校“整顿学风”，委派国民党官员在高校设立“训导处”,师生强烈反对。1942年，联大发起“倒孔（祥熙）运动”，民主运动日趋成为校园主流。1945年12月1日，声势浩大的“一二•一”运动爆发，各校学生罢课，争民主，反内战，联大出动100多个宣传队，到街头、工厂、郊区宣传。但学生运动遭到血腥震压，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军人分途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毒打学生和教师，并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炸死4名青年学生和教师，其中包括西南联大女生潘琰。就在联大准备北返复校前夕，国民党又在昆明制造了“李闻惨案”,杀害了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
怀着极度悲伤忧虑的心情，梅贻琦处理完最后一批遗留事务，回到北平那满目疮痍的清华园，带领师生致力于复校事业。经过八年抗战，清华师生增加到3000人，其中从昆明来的有900多人。设立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26个学系，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国内一流的综合性大学。
国共内战已经打响，当年同甘共苦的联大师生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政治分歧日渐鲜明。梅贻琦一心投身教育，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此昔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文章来源：《文史参考》2011年第8期4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