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即所谓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十年”末期、亦即中日两国全面交战前一年,四十六岁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藕舫),由最高当局蒋委员长“钦点”,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一职。这位出身绍兴书香之家的哈佛大学博士,乃庚款留美第二期学生,同期还有赵元任、胡适等人。曾见一张历史照片,青年宋子文与他的姐妹蔼龄、美龄在美国合影,一位瘦削“少年”学子也在其中,便是竺可桢。竺与后来的“国舅”当年乃哈佛同学。学成归国后,竺可桢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前身武昌高师、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在地理、气象及物候学领域俨然已成海内领军人物。当浙江大学发生“人事异动”之际,“文胆”陈布雷向蒋氏推荐继任者三人:吴雷川、周炳琳(枚荪)及竺可桢。吴、周均曾担任大学校长或省教育厅长等职,而竺尚从无“党政”经历,纯然一学者也。
可是各方面几乎一致看好竺可桢,首先是浙大教务长郑晓沧、陈布雷胞弟陈训慈等省内贤良之士,继而则是蒋氏“近臣”翁文灏、陈布雷等人进言推荐,而江浙知识圈内鼓动竺可桢出而任事的呼声也颇高。唯一不赞成他赴浙就任的是留美时的女同学陆次兰,她来函劝称:“政界生涯不易领受,而气象事业一旦放弃,亦极可惜。”(竺可桢日记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
实际上,浙江大学成立以来,由于颇受“领袖眷顾”,国民党党部的支配力很是强势。历任校长中,程天放、郭任远等均有所谓“党部背景”,其去留也受二陈“CC系”掌控。然而此次酝酿校长更迭,情形却稍显特别。二月下旬,竺可桢在南京访晤妻姐夫邵元冲,这位立法院副院长对他候选浙大校长之事透露说:“党部方面现值二陈不甚受蒋信用之际,当不致明与为难,但暗中调拨等事则在所难免。”(日记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此时,据浙江友人告知“外间谋此事者人多,不宜久搁”,竺可桢意识到“此时余若不为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看来,各方人士热切推举竺可桢这位“无党派人士”,似另有杯葛用意,竺氏亦有意配合,情形颇不简单。
不过,竺可桢何尝肯舍弃他的气象研究事业?此前,他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与清华大学合作承担国防航空项目已经启动,与他共事的正是哈佛同窗、工学院长叶企孙教授。至于出长浙大一事,即使在蒋介石面前,他也明言须遵从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的意见。而蔡先生对此事的态度却是无可无不可,只需兼顾气象所工作,便无障碍。这样,竺可桢在决断方面就处在一种矛盾境地,既要坚守气象专业,又愿意尝试新挑战,他所提“任职半年”的条件非常脆弱,任职一年后他向教育部长王世杰(雪艇)请辞,而王答以“目前蒋(介石)病,以不提为佳”,竺氏便继续做下去,他何尝不知:办大学,没有三五年,不易见到成效。
竺可桢向陈布雷郑重提出两项任职条件:其一,“财政须源源接济”;其二,“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陈布雷当即表态:浙大经费每月四万五千,由国库拨付,可保障;而“大学中训育方面,党部不能不有人在内”(日记一九三六年三月八日)。事实上,此次谈话只过了二十余日,竺可桢访见王世杰:“余要求国库接济浙大之款必须增至每月六万元,并声明自始即以此为条件……雪艇即允每月由国库解六万元之数。”(日记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日)主管教育部的王世杰如此“慷慨”,应与最高当局对浙大的“偏向”有关。可是,当竺可桢鉴于国立大学中惟浙大建筑老旧破败,急需改建,进而提出一百二十万元建筑费呈文时,“雪艇嫌过大,故此事不得不与介公面谈”。蒋介石竟痛快地答应下来,承诺五六年内分期拨付。竺可桢体味到“蒋先生特别欲帮浙大”,颇感欣慰,此时他出任校长刚好一年。可知,经费上须源源接济的条件,大致可以兑现。
而校长“用人有全权”一项要求,情形虽略显复杂,总体说来,竺可桢任浙大校长十三年间,在人事任用方面未遇重大掣肘,基本上可自主行事。教师聘用自不待言,即使抗战时期各校增设训导长一职,须由国民党员充任一事,竺可桢也曾“便宜行事”:一度任用牛津大学毕业的政治学教授费巩(香曾)担任此职,而费氏“无党无派”,显然与上边规定的资格不符。
既然承诺经费有保障,用人可自主,竺可桢遂于四月下旬正式履职,五月十八日补行校长宣誓仪式。其宣读的誓词为:“余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法令,忠心及努力于本职。余决不妄费一钱,妄用一人,并决不营私舞弊及接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之处罚。”监誓人乃教育部和浙省政府之代表。该誓词带有格式化特点,似为专用公文,但“不妄费一钱、妄用一人……”等语,在国人的视听感受里显得何其贴切、庄重!
竺可桢执掌浙大十三年,该校由一地方性大学而跃升至全国综合性大学前四五位,从仅有文理、农、工三个学院,发展到具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七个学院,共二十七个学系,副教授以上教师从七十人增至二百余人,学生数由七百余名增至近二千名,其物理、农学、数学、化工等专业在国内名列前茅。这一变化,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九年间完成,历经战乱、学潮和经济崩溃诸般磨难而达致如此结果,实属不易。作为校长,竺可桢备受赞誉,可谓当之无愧。
不过,在主持校务过程中,竺可桢也曾屡屡遭遇怀疑、责难甚至反对。他上任一年之际,校内便出现所谓“国立浙江大学驱竺团”,张贴《宣言》称:“竺可憎,阳假学者之美名,阴行植党营私之丑计,查有实据者计有九大罪状”,如“任职一年,未成半事”,“广植私人,把持校务”,“哈佛为经,东南(即原东南大学——引注)为纬”,“浪费过巨,入不敷出”等等,甚至称陈训慈实为“太上校长”云云。竺可桢断定乃农学院被免职教员所为,“阅后一笑置之,视若狂吠而已”(日记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其时,竺可桢更新引进教员,起用原东南大学同事较多且急,致使外界议论纷纷。竺自己也意识到在此问题上需更加审慎:“余以引用至浙大之东大色彩太重……故在可能范围内不欲再加东大之人。”(日记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抗战爆发后,浙大被迫南迁,最初两年,学校几乎在“长征”途中奔走辗转,先落脚浙江境内天目山区和建德,后移至赣西吉安及泰和,随着战事发展,其后又横跨湖南进入广西宜山地区暂住,待南宁失守,浙大再迁贵州遵义、湄潭,至一九四○年方最终安顿下来。此后六年,竺可桢领导浙大在安全宁静的环境里讲学研究,因而得到长足进步。最初的迁徙跋涉,屡驻屡迁,固然由于战争惨烈,局势变化难测,似也与计划不周、战略眼光欠缺有关。还在江西时,教育部长陈立夫即提议浙大径迁贵州,却未能采纳。迁移终了,物理学教授束星北向竺校长讨要“损失费”,并直言:校长大人“无政治手腕,做事迟疑”(日记一九四○年二月二日)。据传,竺可桢颇为倚重的训导长费巩教授也甚为质疑校长的施政能力。正是在带领学校迁徙途中,竺校长的妻子张侠魂、儿子竺衡染上痢疾,医治不利,先后病故。
浙江大学在抗战前期尚不能与著名国立大学比肩而立,“待遇”方面,浙大教授最高月工资额低于同期的武汉大学。竺可桢表示并“不因此而介意”。
在招生数量方面,浙大渐渐兴盛起来,而学生质量还不容乐观。招考分数低于同期的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川大……所取学生乃中下流也,将来欲陶冶成材,大非易事耳。
浙大的起步(或称转折)应是到达遵义和湄潭以后的六年时间里。谈家桢、苏步青等教授后来追忆这段时光,其留恋之情溢于言表,他们称自己学术事业的高峰期就在此一阶段。到一九四五年春浙大在教育部的“待遇”已有所改善(日记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结果浙大四人,浙大的学术地位已然上升。到一九四九年初,即竺可桢离校前几个月,浙大的教职员人数较之竺可桢接手浙大之初,师生人数增长了一至二倍。
相对说来,浙大的“家底”并不薄。竺可桢初到学校即发现,用于购置图书仪器的经费每年有五万元之谱,以后又有所增加。抗战初期的大迁徙,浙大尽量迂回避敌,除在广西宜山遭遇日军空袭外,基本保持了元气。因而,自宜山迁移至遵义,竟有二千箱“辎重”随行,除图书(含文澜阁四库全书)外,主要是理工科仪器设备。为完成此次迁移,竺可桢向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出需要三十一万元迁移费。陈谓:北大自北平至昆明只用十一万元,故只能先拨六万元给浙大。竺氏据理申辩:“北大无仪器可运,而浙大则有二千箱之设备也。”(日记一九四○年一月十六日)后来联系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等地方大员,派出汽车编队接运,方顺利入黔。大学的灵魂固然在于教师,而图书仪器设备则是他们施展才能的工具保障。竺可桢深识此理,重视“校产”积累,这未尝不是浙大能够后来居上的一个物质因素。
作为大学校长,竺可桢视野开阔,思虑深远,用他自己的话说,需要“哲学思维”。他对于战争环境下的办学方针与政府动向非常敏感,而内心则坚守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共有大学理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大阵营博弈厮杀,在竺可桢看来,乃是人类社会走向专制或自由的武力较量。在国内,国民党政府曾经效仿德国,推出许多强硬举措,抗战开始后,更以“战时体制”强化管理,在大学内增设党团组织,施行思想控制。这对于视大学为学术净土、自由“飞地”的竺可桢而言,感觉相当郁闷,认为此乃全民抗战不得已的非常之举,绝非“大学常态”,一旦战争结束,就应回复初始,一仍其旧。
一九三九年九月,竺可桢至重庆美专校街一号见陈布雷,谈三民主义青年团问题:“余谓目前国家对于大学教育方针须要确定,不能徘徊于统制与自由二者之间。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以后,使学生分为团员与非团员,实非得计。”(日记一九三九年九月四日)同月下旬,他得知“中央大学自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后,罗志希对于毕业学生之升任助教等事,以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为依归,故学生乃分为团员与非团员之两派矣”(日记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显然,他对罗家伦的做法很不以为然。翌年冬,竺可桢又与已转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谈及此类话题:“余询雪艇以中国究向民主抑独裁方向进行,是否独党专政?雪艇谓,此点即蒋总裁本人亦不能答,在训政时期,则为独党专政。”(日记一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文章来源：《读书》 2009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