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难以想象的是，中国女子教育的高潮期产生于腐朽的清朝末年。从现有的史料分析，一些受到启蒙思想熏染的政客和维新派人士，此时纷纷尝试将女子教育引入国民教育体制中来。吴汝纶（1840-1903），安徽桐城人，字挚甫，同治进士，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曾师从曾国藩，成为曾门四子之一，受李鸿章重用，成其幕僚。《清史稿》称当时清末大政“常决于国藩、鸿章二人，其奏疏多出汝纶之手。”他也任过直隶冀州知州，在其任内“其治以教育为先……民忘其吏，推为大师。”吴汝纶不仅国学造诣深厚，也颇重西学，曾言：“文者，天地之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取资于彼，得其长乃能共竞。”吴汝纶便是以这样的背景和见识在清末教育改革和学制制订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清末教育的发展方向起了一定的影响。
《东游丛录》曾就女子教育重要性有过记载，认为“欲获人才，须造良家庭，须造贤母，养成之道，在教育女子而已。故曰：国家百年大计，在女子教育，无他，是教育之根本，而实巩固国础之法也。”望月兴三郎曾说“欲使女子养爱国之心，不可不待于教育之力也，受教育富爱国之心之女子，他日为人母，于其膝下抚育之子女，受其感化，其爱国必矣，天下养爱国之美，有过于家庭者哉？是故，于女子教育，涵养国家观念之方针，甚属重要之事也。”对女子教育颇为重视。然而这些正确反映教育发展趋势的建议在清末教育当权者那里是怎样的呢？“中国此时情形，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在兴女学，进行女子教育方面，维新派早期改良主义者，维新派人士都提过进步主张，但清廷对此一直讳莫如深，表现出惊人的保守。
在对外极端保守的同时，清政府中的一些贵族人士则对女子教育持开明态度。一位西方传教士回忆自己在肃亲王府所见到的贵族教育：
清朝末年，我和我的夫人旅居中国多年。我的夫人更长期担任慈禧太后的母亲以及其他朝廷贵妇们的医生，时间长达20多年。出于社交或工作上的原因，我的夫人会经常拜访她们，而宫廷上下对她也很关照。正因为有如此密切的接触，使我们对当时清朝上层社会的世界有一些了解，比如他们对妇女教育的态度。以下摘自我夫人的笔记：
有一天，我去给肃亲王的福晋看病，闲聊中谈到了中国妇女的教育问题。我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因为我知道肃亲王为自己的女儿和王府中的女性开办了一个学堂，所以当福晋问我是否愿意参观一下时，我自然非常欣喜。
这所学堂就坐落在王府中，单独占了很大一个院子。院子当中还有一座西式建筑风格的二层小楼，这是肃亲王的会客室。肃亲王是中国第一个拥有西式客厅的人，之后其他的亲王甚至慈禧太后也都纷纷效仿，建起了自己的西式客厅。学堂的建筑风格崇尚自然，院内种满花草，教室的采光和通风都非常好。屋内的家具虽然质地普通，却是一个设备齐全的教室模样，墙上挂着各种动植物的图片和其他各种图表，还有一台给学生唱歌、跳舞做伴奏用的美式风琴。这所学堂的学生包括肃亲王的侧福晋、女儿和儿媳妇，另外还有他亡弟的妻子和女儿们。
这所学堂聘请了一位日本女老师，老师讲课都是用日语进行的。正在参观时，肃亲王走了进来，问是不是能改成体操课，他显然认为我会更喜欢看体操。满族的女孩们都站了起来，跟着西式风琴弹出的进行曲做起体操，那场面十分有意思。
我发现，年轻的女孩们都没有梳传统的满族发型。福晋解释说：“我们觉得那种发型不太好，梳起来非常不方便，所以让她们把头发梳成你看到的这样，在头顶上绾一个髻。我们也不允许她们戴花或是化妆，或穿满族那种花瓶底的鞋子。我们希望她们能够尽可能地舒服方便。”
据福晋介绍，她们每天上5节课，每周上6天，学习算术、日语、缝纫、音乐和形体课，另外还会学习汉语、绘画，还有用满文编写的中国历史，这对她们来说是最难的一门课。这些学生们举止端庄，对老师恭敬有礼，学习起来十分认真。
肃亲王家族里的人似乎对教育都十分有热情，他的五妹成年后嫁给了一个蒙古亲王，但依旧热心教育。每隔3年，这对夫妇都会回京城住上3个月。有一次，在这位格格随夫进京期间，我受邀来到她的府上。这位格格对外国人开办的学校十分感兴趣，我便与她一起去参观了一所由洋人开办的女子高中。可能是受此次参观的启发，在离开京城前，她请了一位日本女老师回到蒙古草原，在那里为蒙古族女孩开办了一所学堂。这位格格还为学堂定下了一套严格的规矩，这与蒙古人闲散的作风非常不同。据她说，王爷也经常会在早晨巡视一圈，把那些女孩子们叫醒去上课，这实在令人吃惊。
这位五格格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带来了17位聪明活泼的姑娘，想让她们来见见世面，主要是去参观一些学校。对于这些姑娘们来说，京城的一切都新奇无比。回蒙古草原的时候，五格格还带走了一位文学造诣颇深的汉族女子，去她开办的学校教授中国文学。这所学堂是我知道的唯一一所由满族格格开办、日本老师和汉人老师共同授课、专门教授蒙古族女孩的学堂。据说，那位汉族女子是一位礼部尚书的女儿，在去蒙古草原之前还缠着足，但到了草原没多久就放开了缠足，每天早晨到草原上骑马奔驰。这所学校的规模后来不断壮大，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肃亲王的三妹嫁给了一个平民，这位三格格对女子的新式教育非常感兴趣。当西式教育刚出现的时候，她便开办了一个学校，招收了来自各个阶层的80多个女孩。除了请老师、提供教室，她和她的一些朋友还会花很多时间来教授中文课程，而一位日本女老师则负责教形体课和数学。
这位格格非常开明西化，不遗余力地想要促进新式教育的推广和中国妇女的解放。有一次，京城为赈济饥民举办了一次公众集会，男女都能参加。三格格由于答应帮助募捐，于是带了一些女学生登上大讲坛，为观众们表演体操。总之，三格格想尽一切办法让学生们去见世面。
有一次，我还去她开办的学堂参加了一次独特的纪念仪式，纪念一位热心教育事业的杭州女性。这位女性在杭州开办了一所学堂，但她发现很难用常规的办法筹集到维持学堂所需的资金，于是便在自己的胳膊上狠狠地割了一刀，到庙会上募集银两，那天她筹集到300两银子，学校因此维持了一年。这300两银子花光之后，她便给省里的官员写信，请他们帮助筹集资金。对她的要求，官员们并没有理会，她又写了一封信重申自己的要求，然后便自杀了。后来她的信被各地的报纸竞相刊登，由此全国各地为她举行了各种各样的纪念仪式，并募集了大笔资金，不仅使她的学堂得以维系，也令各地的一些学堂得以开办。
三格格的学校为了举办这次纪念仪式而特别布置了一番。那位妇女的画像就悬挂在正对着大厅门口的地方，周围装饰着一圈纸花。所有的中国客人都走到房间当中在画像前三鞠躬。学堂里的女孩都穿着统一的蓝色衣服，负责招待客人。京城中另外16所女子中学的师生也派了代表来参加，另外还有一所男校全体出动，他们都穿着军装，由乐队开路，教官的佩剑挂在腰上，来回晃动。在仪式上发言的既有男士也有女士，其中包括三格格以及《妇女日报》的一位女编辑。这两位女士重申了在全国推广普及妇女教育的重要意义，号召大家慷慨捐款。
此外，还有一些史料表明，尽管朝廷对推动女子教育的态度并不积极，但一些女校却顽强地在恶劣环境中开办起来。
1. 外国教会在中国设立的第一所学堂——玛礼逊学堂，1839年（道光二十二年）11月，设在澳门，主持该学堂的为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勃朗博士，容闳在此读书。
2.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教会女子学校——女子学塾，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宁波，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阿尔德塞女士。
3. 中国近代第一所培养外国语人才的新式学校——京师同文馆，1862年（同治元年）由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恭亲王奕欣等奏请设立。
近代中国最早成立的通讯技术学校之一——福州电报学堂，1876年（光绪二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创设。
4. 中国最早的新式小学——正蒙书院（后改名为梅溪高等小学堂），1878年（光绪四年）张焕纶设立于上海。
5. 近代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水师学堂，1880年（光绪六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设立，严复任总教习。
6. 近代中国最早的陆军学校——北洋武备学堂（也称天津武备学堂），1885年（光绪十一年）2月李鸿章设立。
7. 近代中国早期的实业学堂之一——采矿工程学堂，1892年（光绪十八年），湖北矿务局在武昌设立。
8. 湖北最早的外语学堂——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光绪十九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设立。
9. 中国政府自办的第一个西医学堂——天津医学堂，1893年（光绪十九年）李鸿章设立。
10. 近代中国最早的普通学堂之一——天津中西学堂，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10月2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呈请北洋大臣王文韶奏请设立。
11. 中国最早的铁路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津榆铁路公司创办。
12. 中国师范教育的开端——南洋公学，设师范院，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大理寺少卿盛宣怀奏请设立。
13. 浙江最早的、也是当时最好的中学堂——绍郡中西学堂，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绍兴徐树兰创办。
14. 晚清湖南第一所专习算学的学校——浏阳算术馆，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谭嗣同及其师欧阳中鹄创办。
15. 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学堂——经正女塾，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5月31日，经元善、唐广仁、梁启超等在上海集资创办。
16. 近代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11月正式开学，第一任校长孙家鼎。
17. 中国最早的聋哑学校——启瘖学馆，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美国女传教士梅耐德夫人在山东烟台创办。
18. 中国第一所官办幼稚园——湖北幼稚园，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在武昌开办，日本人户野美智慧任园长。
19. 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子医科学校——上海女子中西医学校，1904年（光绪三十年），创办人李中珏。
20. 中国近代第一所女子蚕业学校——上海女子蚕桑学堂，1904年（光绪三十年），史家修创设。
21. 近代中国第一所法律专业学校——法律学堂，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5月，修律大臣伍廷芳奏准在北京设立。
22. 近代中国第一所培养陶瓷业专门人才的学校——湖南醴陵瓷业学堂，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熊希龄、文俊驿创办。
23. 近代中国最早的女子师范学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6月13日，在天津开学。
中国的女权运动，最初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为兴女学，一为不缠足。而女学的兴办、女子教育权的获得，是女权运动得以开展并取得实质进展的首要因素。晚清女学，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已开始，但直至十九世纪末，还主要是外国传教士经营。十九世纪末，传教士开办的女学堂在中国各地已有数百所，但真正进入这类学校的女孩子，基本上限于下层平民阶层（孤儿和上不起学的穷人），女学没能影响中国上流社会。
随着戊戌维新运动的兴起，在引进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民主思想的同时，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思想和理论也一起输入中国，女子教育逐渐被提上社会改革的议事日程，中国新式女子教育在晚清之际开始兴起。
女子教育在我国源远流长，作为独立建制的中国女校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兴衰史。
我国最早女校的出现，可追溯到19 世纪30 年代。1844 年英国传教士爱尔德赛（Aldersay ）在宁波建立的女塾，是中国本土上的第一所女校。此后，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入，教会办的女校在中国兴起。至 1877 年，外国教会在中国办的女校就有 82 所，学生 1307 人。这类学校大部分以培养教会的工作人员为主，把外语课和宗教课作为主要课程。有些女校如贝满女中等很早即开设了算术、科学初步、生物、生理等课程。
中国人主张自办女学的著名代表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1898 年在经元善、梁启超、康广仁支持下，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个女学堂——上海经正女学正式成立。该校以贤妻良母教育为办学宗旨，招收8 — 15 岁女童入学，只办了两年就被清政府关闭。1902 — 1908 年由蔡元培领导的中国教育会主办的爱国女学，颇具革命色彩。此后几年内，北京等 20 多省市都兴建了女子学校，上海、福建等地还创办了各类女子实业学堂。
中国女校取得合法地位，是在 20 世纪初。当时清政府为形势所迫，在光绪 32 年（ 1907 年），颁布了《女子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政府的认可使女校有了长足发展。1911 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明确提出可以男女同校，国民政府倡导、鼓励女子教育。女子中学、女子职业学校相继兴起。继1905 年协和女大首开女子大学先河后，著名的华南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于 1908 、1915 年相继创立。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女子中学兴盛发展的时期，以北京为例，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北京仅有76 所中学，其中女子中学就有15 所。其中教会办的女中5 所，多以历史悠久、学生外文好见长；公立女中5 所，多以校风质朴、教育质量高享誉社会；私立女中5 所，更着眼于满足社会上不同层次女生受教育的需要。1952 年政府接管了教会和私立女中，一律改为公立女校。1966 年至 1976 年的十年“文革”期间，实行“就近入学”的政策，北京与其他省市一样，女子学校也随之全部改为男女合校。在全国，除宋庆龄三姊妹曾就读的上海第三女子中学（原中西女中）于1981 年恢复外，在长达二、三十年间女校在中国大地销声匿迹。
一个半世纪，中国女校历经沧桑。中国女校历史的演变表明，不同时代的女子学校，有不同的时代使命，受历史的局限，其办学宗旨、办学形式、课程内容，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但从总体来看，女校在促进女子教育发展、促进男女平等和社会进步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其一是，女子学校以其特有的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女性人才，特别是为第一代乃至前几代知识女性的成长，充当了母体角色。直至今日活跃在我国政界、科技界、文艺界、工商界的杰出女性，不少人曾在女校受过教育与熏陶。
其二是，女子学校的办学者中，不乏爱国民主人士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在妇女解放思潮的启迪下，他们注重通过教育唤起女性的觉醒，促使新一代摆脱封建纲常礼教，举起男女平等旗帜，投身于妇女解放洪流中去。女校培养的优秀知识女性，在中国近代史的许多重要事件与变革中起到了“酵素”的作用。
其三是，女子学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创造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女校办学模式。在女校管理、校风建设、校园文化、课程设置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今天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女校继承传统、推陈出新，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与借鉴。（文章来源：半月谈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