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3月8日，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规定了女子学堂分为初、高两等，学制各4年，凡是女子学堂学生，一律禁止缠足。《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还规定：每县州必设立女子师范一所，初办可由官府筹设，并允许民办，学制亦为4年。接着，女子职业教育也经呈准而在各地展开。清廷的态度鼓励了地方官吏办学的积极性，举办女学成为地方政府的时髦之举，当作地方实行新政、立宪的主要政绩之一，因而客观上推动了各地女子教育的发展。
从晚清到民初，中国处在一个新旧递嬗的历史时代，中国女学也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女子学校的创办，其意义不仅在于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新型的知识女性，同时，也是对中国沿袭了数千年的“男尊女卑”封建陋习的挑战，从而成为近代中国妇女解放之先声。
1906年，辛亥革命前夕，一批有识之士纷纷倡导新思想，兴办新式学堂。在衢州城东边的樟潭，就出现了浙西地区最早的私立女校——樟潭女子小学堂，开办人是一名女子，叫孙筱卿。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孙筱卿和大儿媳王淑贞、孙女傅乃珍一起执教于该校，傅家三代女子办女校，兴女教，一时传为佳话。3月2日，几经寻访，记者终于见到了傅乃珍这位百岁老人，重访女校当年遗址，追寻那段百年前的如烟往事。
84岁的王金山，是衢江区工贸学校的离休教师，离休后一直致力于调查、收集和整理樟潭的人文历史资料，人称“活字典”。说起百年前的那所女校，王老师如数家珍娓娓而谈，为我们揭开了当年那幅生动的办学画卷。
上世纪初，傅家是樟潭当地的名门望族，傅氏家族在日渐富裕的同时，不忘为家乡兴办教育，培养人才。1906年，由傅修龄与另两位乡贤王元成、吴凤翔在上埠头创办了樟潭两等小学堂。与此同时，31岁的傅家女主人孙筱卿也受新思潮震撼，于是在傅家大宅中厅，办起了樟潭女子小学堂，开了女子办女校的先河。孙氏生于世家门第，精通诗文书画，亲执教鞭。台下女童一双双清澈明亮的眼睛里满是好奇和兴奋，她们跟着老师一字一句地学着国音字母，清脆的童音飘散在古朴的傅家大院。
女子小学堂以新式教学方法取代了当时盛行的家塾和私塾，开设了国文、修身、图画和女工等课程。初设四个年级，低级允许男女同班，于是出现了许多兄妹或姐弟同班就读的有趣现象。
学堂一律不收学费，公开招生，有志于学的女童优先录取。当时社会还很保守，有钱人家想让女儿认字，宁可从家族里找老师，而普通贫苦农民则认为“送女读书不如养头猪”，因此初期学生寥寥无几，仅20来名。孙氏耐心地挨家挨户上门劝导，后来才慢慢逐年增加。
到民国初年，风气渐开，就读学生越来越多，增至50多人。学堂教务也越来越繁忙。长媳王淑贞，自告奋勇协助婆婆办学，并兼任教员。
孙氏治学严谨，教导有方，学生结业后多数可升入中心小学进而考取省立中学，深得社会好评。于是，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政府将女子小学堂更名为衢县樟潭第五区区立初级小学，正式列入全县公办学校编制内，每年拨给教育经费。这时的学生已增加到74人。
婆媳俩专心办学，此时，自幼在学堂里长大的孙女傅乃珍已熟读国文，会国音字母，能歌善舞。这一年，15岁的傅乃珍也自愿追随祖母和母亲，加入办学，教国音字母和音乐。
阳春三月，阳光和煦，乍暖还寒，车子在乡间小道上不疾不徐地驶着，田野里的淡淡清香沁人心脾。午后时分，车至衢江区樟潭街道塘坑自然村，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了傅乃珍的家。
老人正在睡觉。她79岁的女儿罗焕文告诉我们，这几天天气还有些冷，母亲身体有点不舒服，大多时候在床上休息。罗焕文说，母亲身体还不错，每天都要吃一只鸡蛋。除了眼睛不太看得见了，耳朵依然很灵，头脑也很灵清。
说话间，屋里有了响动，进去一看，老人醒了。罗焕文扶着母亲起床，转身去找帽子。同去的乡干部徐晓琴见状对老人说：“奶奶，我来帮你穿衣服。”老人开口说话了，声音轻细但十分清晰：“叫我女儿来穿，当不起的。”老人的敏捷思维和清晰口齿着实让人惊叹。
得知我们的来意后，老人坐起身，微笑着点点头。虽已是百岁高龄，但清秀的五官仍可看出老人年轻时的俏丽模样。我们问老人：“还记得那时你们女子小学堂的事吗？”老人吐字清晰：“国音字母。”
傅乃珍嫁到塘坑之后，还和母亲一起办过学校。当时是在老屋的大厅里办了一年的学，这是她们办的第二所学堂了。老屋的大厅就在现在家的西侧，现在的家本是老屋的厨房间。老屋现在只剩下一个墙角，大致能看出当年的轮廓。
一旁的傅乃珍长女罗焕文告诉我们，母亲育有三子三女。“我们兄弟姐妹的名字都是母亲给取的。”从小，母亲“很漂亮，是个文化人”的印象，就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她小时便随母亲到了学堂，母亲上课，她就在一旁玩耍。罗焕文清晰地记得当年母亲的样子：剪着齐耳短发，有一边的头发放在耳后，穿着蓝衫黑裙，白袜子黑布鞋，“就像后来电影里的女学生那样。很漂亮的。妈妈，是吧？”罗焕文笑着问母亲。可能是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老人也轻声笑了起来。
罗焕文的印象中，母亲教学很严厉，如果学生作业没做好，天黑了还得在学堂里不准回家。对儿女们也一样严格要求。“三弟的毛笔字就是六七岁时跟母亲学的。”每天晚上，母亲忙完一天事情后就备好笔墨纸砚，在清油灯下，把着手一笔一划地教。村人知道母亲写得一手好字，每逢过年或办喜事，都会上门来讨字。“七八年前过年的时候，家里的对联还是母亲自己写的。母亲写的字，就像字帖上印的一样。”
除了教国音字母，傅乃珍还能歌善舞，弹得一手好风琴，她教学生唱歌时，就用风琴伴奏。“我现在还记得母亲当年教我唱的儿歌哩！”罗焕文边说边比划着给我们看，“一个皮球圆又圆，抛到地上团团转，皮球有些硬有些软，当中是个棉花团……”听着70多年前的儿歌，老人微笑着不语，若有所思地望着前面，不知是否勾起了当年的回忆？
在王老师和徐晓琴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衢江区樟潭街道中埠头村圆门口，找到了学堂旧址，也就是昔日的傅家大宅。经过百年变迁，我们已看不出傅家大宅原先的模样，东、北两面散落着几幢后盖的民居，中间种着几畦菜和几棵树，惟有西、南两边留存着几壁断墙。王老师指着北面的巷口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挂着“衢县樟潭第五区区立初级小学”的牌子，周围大约四五百平米均为傅家大宅，学校就办在这里。
民国21年（1932年），76岁高龄的孙筱卿双目几近失明，傅乃珍又许字待嫁，祖孙被迫辍教。其时家道中落，女子小学堂继业乏人，由樟潭区中心小学接管，并派省立八中（现衢州一中）师范班毕业生徐菊英（徐以新的姐姐）、张翠英接替教职。1937年抗战爆发，女子校舍改为陆军后方医院，于是全部并入中心小学。傅乃珍和母亲还在中心小学教了几年书。1942年，侵华日军蹂躏衢州，樟潭沿江五六里及邻近农村房舍全都付之一炬，小学堂也化为灰烬，只剩下一片断壁残垣。
小路深处，一畦菜地后面，静静地伫立着一壁断墙。“这就是当年女校教室的墙壁。”王老师细细地摩挲着，惋惜地说。
这段流淌着岁月光辉的残垣约有两米多高，三四米长，25厘米厚，由青砖砌成。细细察看，青砖质地细腻，泛着幽幽的青光，墙缝细密平直，地上还裸露着十几米长的墙基。王老师说，墙体制作很考究，是用豆浆拌石灰作粘合剂的，而且墙体里填入碎砖后再拌入黄泥浆，非常牢固。用力摇撼，这段经历了一百多年风雨和战火洗礼的残垣竟自纹丝不动。抚摸着清凉的青砖，手心里泛出温暖厚重，耳边似乎飘来百年前的琅琅书声。
在菜地旁的一座黄泥房里，我们见到了苏春美。她家屋后还有几段校舍残墙，北墙正依附着原校舍的老墙。93岁的苏春美曾是小学堂的学员，据说也是目前健在的惟一学员了。瘦瘦小小的苏春美看起来精神很好，正从乡邻处聊天回来，她边开门，边笑着和我们打招呼。老人告诉我们，她14岁那年，父母送她到女子学堂上学，读了两年，后来因母亲去世辍学。“可惜时间太短，没认识几个字。”徐晓琴告诉说，“老人可能年纪大了，记忆有些模糊了，我问了旁人，老人只上了半年学。”尽管如此，这段人生中短暂的时光，还是留存在了老人的记忆中。
老人屋前的那株柳树正吐着新芽，墙角地上青青的野草正蓬勃生长。
在这段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时光隧道前，我们分明感受到了时间这股神秘而勇往直前的力量，清晰地触摸到了这一个个怀旧的支点。这些“支点”，能够以记忆的形式获得比人更久远的存在。在很多年以后，傅家的后辈，樟潭的乡邻，定会在某日的夕阳余晖中，向后人们娓娓讲述……
开县位于川东北，解放前交通不便， 比较闭塞，女子学校的兴办较晚。
最早的开县女子学校，是城关的女子小学堂。它创办于晚清的宣统元年（1909）年，根据光绪33年（1907）钦颁《女子学堂章程》的产物。该校校址设在城内西街，学生大约一百人左右，一般都是十岁以下的女孩子，因为那时人们的思想还很封建，女子到了十岁以上就要“谨守闺阁”，不能随便在外抛头露面。这所学校修习的课程，也是一些读经讲经的孔孟之道和“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道德。
不久，清朝覆灭，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起用资产阶级教育家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颁布了新的教育法令。开县基督教会遵照新颁的教育法令规定，于民国3年（1914）在城关福音堂开办了私立福音女子学校，招收女学生六十余人，分甲、乙、丙三班，由牧师任教。该校为顺应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情，把教会中常年不出大门的青少年女子，从家庭劳动中解救出来，以圣经为主课，并开设识字、算术、手工、唱歌和刺绣等科，向她们传播耶酥的救人大道，并讲授一些国民道德教育和生活知识技能。
民国成立后不久，袁世凯纂夺了革命果实，提倡封建复古主义，全国开展了讨袁护国战争，从这时到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力量到达开县时为止，先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是军阀割据的防区制时代。这一阶段，开县的驻防军队此去彼来，随时换防，社会秩序极端混乱。在这种混乱状态下，开县的教育经费多被吞食中饱，学校常被军队占驻，教育事业遭到很大的破坏。当时，城区除男学堂外，创办不久的福音女校也被迫停办，仅存城关女子小学一所。
民国18年（1929），军阀混乱战结束，社会秩序较前安定，全国教育开始振兴，为适应教育发展的亲趋势，是年2月，县人张斗元奉令筹办开县女子师范，张校长即把原来的城关女子小学进行扩充，正式成立开县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开设了三年制二班，翌年又增设三年一班。原来的女子小学改为师范附小，供师范学生实习，后因“师范单设不合现行规定”，开县女子师范学校在毕业两个班之后的民国22年（1933年）1月奉令停办。
民国20年（1931），在女子师范还未停办之时，开县女中即遵上峰指示开始招生，实为女师附设初中，民国22年（1933年）女师全停后，始更名为开县县立女子初级中学校，仍附设女子小学，女中开办后，民国20年开设初中一班，民国21年开设初中两班，民国22年开设初中三班。原女师尚未毕业的三年制一班于是年转为女中第四班，民国23年开设初中三班，常年学生数约一百名左右，民国28年（1939年），女中已发展到六个班，这年春季又招收女子简易师范科一班。全校包括初中、附小、简师班共学生433人（这班简师科开办一年后又奉令停办），由于班数和学生人数都有增加，中小学逐分别办理，附小被分出去迁至文武宫，抗日战争时期的民国30年（1941年）为防避敌机空袭，女中曾迁往江里谭家寺，抗战胜利后才迁回原址，民国38年（1949年），女中已发展到八个班，学生四百多名，解放后的1950年春，女中并入开县中学，开始了男女中合校。
开县女中（包括女子师范）从开办到开县解放时为止，校长共有十届，计21年。历届校长及其任期是：张斗元，1929年至1931年；余志廷1931年至1934年；张国宜1934年至1936年；吴挽澜1936年至1940年；陈洁明1940年至1942年；赵世珍1942年至1945年；邓天1945年至1946年；张清如1946年至1947；余德贵1947年至1948年；傅传芳1948年至1949年。
在开县女中兴办的第二年，即民国21年（1932年）县人沈文甫，为使女子多受教育，并培养女子的德性，在开县城关又集资兴办了私立德育女子小学，校址在城北列圣宫，由沈文甫任董事长，校长是李叔康，开设高初小各两个班，学生一百二十多人，按公立小学设置的课程开课，民国23年（1934年）五月，该校迁至城西文武宫，后与女中附小合并，改名文武宫女子小学，即后来的女高（开县县立女子高级小学）。
民国27年（1938年），正值“训政”时期，国民党政府为了加强学校教育，严厉取缔私塾，一般要求读书的男女少年，大量地进入公办学校，故这一时期的开县教育发展很快，全县入学女生已达到七千人。女子学校的所数也有了增加，除城关的女子中小学外，各乡镇单位的区立女子小学就有了五所，即：临江市女子小学，南门场女子小学，南雅场女子初级小学，陈家场女子初级中学，赵家场女子初级小学。
民国29年（1940年）在实施新县制时期，为推进国民教育增培师资，造就政教合一的基干人才，开县还选拔了七十六名初中毕业的女学生和服务教育三年以上的女教师，去万县九区师资训练班短期培训一年。
民国33年（1944年），执教多年的女教师宋冰嬃、彭书田，为培育开县女界人才和为抗战贡献力量，向学生中的绅商家长倡首捐资购买北门柳家锅厂全部房屋作校舍，兴办私立明德女子补习学校一所，开设两个班，学生近八十人，专收城中因家庭困难无法上初中和不能读完初中的女学生，也有少数生活贫苦的征属妇女在学校半工半读，学校以培养女子良好道德，增长妇女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为目的，除开设国语、数学、格言、珠算等学科外，还设缝纫、刺绣、烹调、纺织等工艺科。来校补习的学生，每人只收五升学米，但对赤贫学生免费供给灯油和书籍文具，还为日间忙于生活的征属专设夜课班。该校教学质量较高，自开办以来，不少学生通过补习已达到初中毕业程度，不少贫苦妇女以其所学也找到了生活出路，为出征军人解除了后顾之忧。民国38年（1949年）开县解放时该校停办。（文章来源：半月谈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