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县女子教育事业发展至民国32年（1943年），女子入学的包括成人高小班，已有16563人，民国35年（1946年），全县民教班的妇女也有370人，这段时间，是解放前历史上女子入学的鼎盛时期，到民国36年（1947年）以后，国民党政府集中全力打内战，进行空前的残酷压迫，导致通货急剧膨胀，物价一日多变，人民生活维艰，学生无力上学，不少教师也被迫另谋出路，因此，学校数量逐年减少，教学质量也日趋下降，形成开县教育的衰落现象，此时，开县城乡单设的公私立女子中小学只有四所，全县入学女生也只有12000多人了。
开县的女子学校，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历史虽然不长，女子入学也不普遍，但在旧社会，自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思潮和马列主义的先进思想传入开县以后，不但使学校部分进步学生拥护革命，而且还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不但使马列主义在开县的女子学校里播下了种子，而且还在开县的女子学校里建立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曾多次掀起革命的学生运动，如民国16年（1927年）开县女子小学的学生，带头剪掉长发，走向街头宣传，开展了反对“三从四德”，争取妇女解放的反封建礼教斗争；民国22年（1933年），开女中学生举行了反对县长杨万成强令教师讲他编写的《八德须知》的反封建奴化教育斗争；民国28年（1939年）开女中学生开展了反对校长吴挽澜迫害进步学生，阻止学生参加爱国抗日活动的反法西斯迫害斗争，民国32年（1943年），开中女学生开展了反对校长赵世珍贪污学生伙食费，非法榨取学生钱财的反贪污斗争，民国36年（1947年）开中女学生举行了大闹教育局驱逐校长余德贵的反贪污反法西斯教育的斗争。以上女子学校多次掀起的学生运动，在旧社会对于传播民主思想，转变社会风气，打击封建礼教，打击一切恶势力，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为开县的革命斗争历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青海僻居西陲，经济文化发展落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从封建儒学脱胎的青海近代教育，因受到各种因素制约，进展十分缓慢。辛亥革命以后，青海女子教育才开始出现。民国元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4条，通令全国各地的学堂一律改成学校，禁用旧教材，允许小学可男女同校，允许设立女子中学，大学禁止女性入学。当时青海东部7县（厅）属甘肃省管辖。西宁县警佐明璋与妻子黄淑兰女士经多方筹划，于民国2年（1913），创建了西宁县立女子初等小学校，黄淑兰任校长。这是青海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所女子学校。该校的办学宗旨是“识字读书，遵从妇德”。在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里，创办女子学校，让适龄女童接受新式文化教育，需要冲破来自各个方面的世俗阻力，黄淑兰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据史料记载，女校开设初期，学生只有十余名，后来也没有超过50人。虽然学生人数少，但它的创办毕竟开了青海女子受教育的先河。
民国6年（1917），甘肃省政府为了缓解青海东部地区师资紧缺的状况，采取了一系列改建或扩建师范学校的措施，其中包括于民国7年（1918）在西宁县立女子两级（初、高级）小学校添设师范讲习所，又于民国9年（1920），将其正式改建为西宁县立女子师范学校，专门培养从事女子初等教育的师资。民国18年（1929）青海建省以后，省教育厅将西宁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改为青海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并于民国30年（1941）将其改为青海省立西宁女子师范学校，这也是全省唯一的一所中等女子专业学校。
就读于初级小学女童的年龄大致在5—13岁之间，学习的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7种；高级小学增加历史、地理、理科，共计10门课。学制为四二制（初小四年，高小两年）。升入师范学校就读，年龄基本在13—20岁之间，学习的科目较全面，有公民、国文，算学、地理、历史、物理、化学、自然、劳作、美术、音乐、体育、卫生、军事训练、伦理学、教育概论、心理学、教育测验及统计、小学行政实习等。女生在学校里除了学习正常设置的文化课程外，还利用休闲时间注重学习一些适合女性特征和提高女子才智的职业课程，如手工编织、缝纫书法写作、刺绣等。另外每学期还参与各类竞赛活动，其中包括讲演、辩论、作文、书法、手工编织等方面的内容。每学期只要学业取得优等成绩或者参加各类竞赛获得等次者，都会受到学校的奖金鼓励。由此可见，女生通过学习文化知识和参与实践活动，不仅开启了智力和创造力，而且使她们在增长知识的过程中，提高了思想情操和人格修养，同时也掌握了许多家庭生活技巧等。
由于当时民风闭塞，“男女授受不亲”的遗训仍禁锢着人们的头脑，“闺阁千金、足不出户”仍是一种规范，家长不愿送女上学，因此并非所有女童都有入校接受教育的机会。在校就读女生家庭也以政、军、学、商界居多。据史料记载，民国9年，师范讲习所初级中学及前期各级师范生仅有6名，到民国19年也才有学生20名。直到青海解放前，女大学生也只有一位，就是循化起台堡人邓春兰，她是中国第一代女大学生，也是青海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女大学生。
由此可见，女生在旧青海时期接受新式教育，可谓凤毛麟角。尽管如此，但也产生了很广泛的社会影响，特别是歧视女性的封建思想观念开始受到冲击，对促进当时社会风气的转化有重要意义。
1850年4月的一天（清道光三十年），上海南市道教白云观一如往常的宁静，香客三五，青烟袅袅，在其隔壁今西林后路102号，由美国基督教会开办在上海最早的女子学校裨文女塾（裨文女中）宣告成立。
在这之前，上海妇女目不识丁者十占八九，封建社会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理念，妇女缠足禁锢在家无缘上学。女校开张，使上海妇女有机会接受科学文化知识。当然，外国教会办女校，其目的是在妇女中传播宗教信仰，培养西方文明的“淑女”。旧时申城外国教会办的女校，当以“中西”、“晏摩氏”、“圣玛利亚”最有名气，是贵族化的女子中学。
现在江苏路上的市三女中前身，是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创建于1892年的中西女塾（中西女中）。当年建于今西藏中路沐恩堂东侧，吸收中国信徒的女孩入学，宋庆龄三姐妹曾就读该校。1916年教会将校舍出售给扬子公司建造扬子饭店（即今申江饭店），得款后在沪西忆定盘路（今江苏路155号）购地另造分校，1930年改为中西女中。1952年6月，圣玛利亚女中并入后，改名为上海第三女子中学。
早期沪城此类女校还有清心女中、惠中女校、文纪女塾、徐汇女中、启明女中等18所，大多创建于民国元年（1912年）以前。
清末，梁启超、秋瑾等人鉴于外国教会女校不断扩展，在上海发表文章痛陈女子无文化之害，以及女子教育对争取女权和强国强民之重要性。康有为等人提出必须大力发展女子教育的主张。于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维新人士经元善创办的经正女学在上海城南桂墅里（今江南造船厂附近）成立，学生数十人，该校提倡女子放足，课程设置中文、西文、医学、女红4门。戊戌变法失败，经元善遭通缉，学校被勒令停办。光绪二十八年（1902），蔡元培等人创办爱国女学、吴怀久创立务本女中之后，启秀女中和民立女中相继开办招生，这是国人在沪上早期创办并在当时影响很大的5所女校。曩时，孙中山十分重视女子师范教育，曾称：“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女子师范。”1912年，民族资本家凌铭之创办南洋女子师范学校。清末民初，国人在沪开设的女校还有成东、崇德、养性、坤范等。五四运动时期，要求大学开放女禁之呼声日益高涨，在当时一般大学仍拒收女子情况下，上海十几所女子高校如上海女子美专、两江女子体专、上海女子商科学校等应运而生。
旧时，在外国教会办的女校中，学生必须读《圣经》、做礼拜；外语被列为主课，一些学校的中国历史、地理课本都用外文编写；有的学校规定宗教课不及格者开除出校；校内不许升中国国旗，只能升创办人所属国国旗；还规定学生毕业后只准嫁给基督教徒。圣玛利亚女中学生，必须早晚行祈祷礼，学生请假外出必须由家属或保证人报告校长，纪律颇严，往来信件校长有检查权，学生穿衣不能露肉在外，学费昂贵，每学期大洋80元。可见洋人办女校，明显带有殖民主义色彩。
当年中西女中校方重视英语、数理化教育，学生毕业后赴美留学较多，一些富家弟子以娶中西女中毕业的西方式“淑女”做妻子为荣。然而在蔡元培主持下的爱国女中，颇注意国学、体育，培养女子强健的体魄，还设置国画、手工、乐歌、家政等适合中国国情的课程。南洋女子师范是以振兴女子教育和培养女教师为宗旨，其校歌中有“同是圆颅方趾，知识完全，道德完全，蛾眉岂让人先”等词句。为纪念秋瑾而创办的竞雄(秋瑾号)女校，办校宗旨是“使国民得应有之智技能，俾得自谋生计”。上海市立女子师范则以“服务、创造”为校训，以“做中国人、做现代化中国主人”为训导目标。当年著名的国学家陆澹安先生在务本女中任国文老师专教《论语》《孟子》，引导学生爱我中华之古老精粹文化。
由爱国人士黄绍兰创办的博文女校平时注意灌输爱国思想教育，许多学生积极投入五四运动。上海平民女学，当年由中共早期领导人主持，旨在培养妇运人才。抗战时，泉漳、中华女子初级职业补习学校、华东、启秀、新本、南洋女中、女工夜校等校开展抗日救亡爱国活动。解放战争时期，上海许多女校师生积极参加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充分表达了女校师生的爱国之心。
《孽海花》作者曾朴的小妹曾季肃是名门闺秀，曾就学于爱国女校，接受了学校里新文化、新思潮等爱国主义教育，辛亥革命中，她与同学们积极组织“女子军事团”支援革命军，被推为团长，在上海光复的战斗中，她们协助革命军战斗、募饷，工作出色。
民国时，曾季肃创办南屏女中，亲自执教，弘扬华夏文化，藉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她同情和支持学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在校开展的各项进步活动，在语文课上，她将毛泽东《沁园春·雪》词抄在黑板上，以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她的爱国热忱深得同道敬仰。
出身官宦之家的崇明文化名人施淑懿自幼好吟诵，常怀忧国之心。民国九年，她任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五四运动期间，她常和学生们一起上街游行，被称为瀛州女杰。
袁希洁，出身书香门第，1912年她变卖首饰筹措钱款，在上海西仓桥自办爱群女校，自任校长，自编教材授课，亲定“勤、慎、庄、俭”四字校训，该校成为老上海知名女校之一。
曾就读于圣玛利亚女中、旧上海市长吴国桢的表妹俞秀莲回忆，当年班上三十几名同学全是上海滩显赫家族的女子，其中有位郑姓同窗是杜月笙的儿媳，每逢学生一月一次的回家日，校门口便排起汽车长队；至于班上张爱玲那样家世的学生，还是比较卑微的，她很瘦，也不好看，人很文气，穿着很朴素，学习极用功，老师很喜欢张爱玲。
1948年5月1日开始讲起。这一天，位于民国首都南京鼓楼区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异常热闹。全校四百多名女孩子聚集在100号主楼前的大草坪上，举行MAY POLE DANCE舞会，庆祝西式的五朔节。一墙之隔的金陵大学男生也赶过来看热闹，其中的有心人用相机把当时的情形永久地记录了下来。
这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第一次在自己的校园故土上恢复MAY POLE DANCE的传统，人们的心里，是创伤愈合后的安详。就在一个礼拜之前，离金女大校园不远的总统府进行了总统选举，蒋介石连任总统，李宗仁担任副总统；同一天，身在江北的毛泽东召集民主人士，准备召开新中国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1948年春天，正是现代中国的一个转折点。这些尽情舞蹈的女孩子们，她们并不知道，就在一年之后，她们的命运将彻底被改写，这一次舞会，就是她们青春的最后一个见证。一年以后，她们仍然年轻和美丽，但是她们的青春却不再属于她们自己，而被大时代的洪流裹挟向前，慢慢不知去向。她们个人的选择和时代的命运黏合在了一起，成为悲剧、喜剧或者闹剧。
张闻天的女儿张素我、民国总理熊希龄的夫人毛彦文、黄炎培的女儿黄学潮，这些名门闺秀都是金女大的毕业生。
1948年举行MAY POLE DANCE的时候，正是金女大的全盛时期。全校设有15个科系，学生480多人，教职员50多人，其中中国教师占70%，图书馆藏书超过10万册，钢琴20多架，学校总资产超过200万元。这样的办学实力，加上地处南京，自然吸引很多达官显贵把女儿送到这里来求学。久而久之，社会上对金女大有了一些传言，称它为“外交官夫人学校”。因为女校的相对封闭，使得它在世人眼中具有神秘色彩，这份神秘所造成的想像与误会，往往与真相相距甚远。
音乐系的李锦华现在是金女大北京校友会的负责人，她认为这完全是加诸金女大身上的“美丽罪名”。在李锦华记忆中，金女大的整个学风是努力向上的，哪怕是家里很有钱的学生，处在十七八岁的年纪，仍然是单纯的，学校图书馆里常常都是满员，稍晚一点就找不到座位。因为金女大采用和英国女校一样的全英文教材授课，学生课余必须加紧温习才有可能赶上进度，稍有差池，那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系里每一年都会DROP掉几个学生。由于学风严谨，每年都有学生直接去美国念研究生——金女大的本科文凭是得到美国教育部承认的。
因为富家和百姓女儿同处一校，校方最担心的就是两者的相处问题。但是，学校里却并没有出现人们想像中女校里经常有的争风吃醋或者互相攀比。金女大对有钱没钱的学生都一视同仁，绝不势利。据国文系的李德懿回忆，学校里有钱的女孩子手头比较宽裕，经常周末去开PARTY或者SHOPPING，一般的学生周末就去中山陵、玄武湖游玩，除了生活方式不同，大家并没有什么大的隔阂。为了让入校新生尽快融洽同学关系，学校建立了著名的姐妹班和导师制。新入校的学生都认三年级的学生做姐姐，举凡生活学习大小事宜都有姐姐代为照应。导师制则充分利用教师资源，由有名望的教授在正常授课之外担当8名学生的导师，进行额外辅导。那时候在导师家里经常举办下午茶会，邀请学生参加，一起谈天说地，人际关系不知不觉就亲密了。
在女子学校里面，最难以回避的就是“恋爱”这个问题，花样年华，异性相吸，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在金女大有三个关于恋爱的典故。
金女大的学生宿舍有“禁宫”之称，外校男生不可越雷池半步，每座楼都有一名专门的师母负责关照学生进出和饮食调配，最重要的是，负责每天晚上10点熄灯。白天出去约会管不着，但是晚上无论如何要保证10点归宿。国文系的郑锦先记得有一次和同学偷偷跑出去看流行话剧，结果过了10点进不了宿舍，只好到金陵大学女生部去借宿一晚，第二天被校长吴贻芳抓了个现行，挨了个处分。
图书馆是秘密约会的地点。当时中国的教会大学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举凡一所男子教会学校，附近必有一所女子教会学校。和金女大一墙之隔的是金陵大学，两所学校是有名的兄妹学校，走动相当频繁，不仅可以互相选课，每个周日还一起在金大的小教堂里做礼拜。这一来二去，自然有些学友之外的感情悄悄发生。常常女生们在图书馆自修得好好的，就会发现书本里面夹了一封信，是男同学的交友之意。
后来，由于校风渐渐开明，校方干脆把100号主楼的一层大厅辟为待客厅，专供男女学生相会。学校还摆上桌椅和糖果点心，让恋人们可以从容地谈心，一时在南京传为美谈。
波伏娃说，“女人并非天生的。”的确，金女大在1951年前的36年校史对于今人来说匪夷所思，因为它是这样一所前所未有的培养女人的学校。
金陵女子大学在1951年和全国所有的教会大学一样被收归国有，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但是它曾经的存在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历史的一部分，也是那些曾经有幸在这里度过青春岁月的女子们生命的一部分。它赋予她们坚韧、乐观、优雅、从容的女性气质，使得她们在任何场合里都一样卓尔不群，也使得她们在解放之后的场场磨难中挺过来。以前衣食无忧的女孩子，因为她们在美国教会的学习经历成为众矢之的，遭受打击，但是有一点可以相信—一个人，能够享受最好的，承受最差的，这才是真正的贵族。这个世界，男人靠力量和智慧，女人靠韧性和直觉，从艰难中最后生存下来的，往往是女性。
李碧华说得不错，女人的生命就像烟花，当你正要赞美，最美的时刻却已经过去了。1948年春天的最后一次舞会在女学生们心目中的印象是如此深刻，许多年以后，当她们已经是白发老人，却还哼得出当年舞会音乐的旋律。以后，当生活的磨难像永不罢休的海潮一般不时来袭，也许她们就是靠着这些美好的回忆支撑了下来。这样说来，其实她们是幸福的——每个女人生命里都是应该有一次舞会的，犹如烟花绽放的那一瞬，它虽永不再来，却把生命最精彩最华美的段落全部在记忆里定格，成为将来生存的养分。（文章来源：半月谈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