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刘文典放浪形迹，狂放不羁，被时人目之为一“怪”，但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刘文典却有着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他不畏强暴，不媚时俗，能坚持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注重气节操守的传统。在这些问题上，刘文典一点也不“怪”，比之那些道貌岸然，俨然如硕儒，但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犯糊涂，丧失最起码的道德底线的人物，却高明得多，也可敬得多。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刘文典因故未能及时南下，被迫与周作人等人滞留北平。获悉刘文典在中国的影响力后（刘文典曾任孙中山秘书），日本方面就想拉刘文典“下水”，他们通过周作人等多次劝诱，请他出山教学，并在伪政府中任职。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刘文典均断然拒绝。刘文典的态度激怒了日本人，他们先后两次搜查刘文典在北平北池子骑河楼蒙福禄馆三号的寓所。在不可一世的侵略者面前，刘文典横眉冷对，毫无惧色。他本来精通日语（早年留学日本），但在日寇面前，刘文典却不讲一句日语。事毕，家人问他不说日语的原因，刘文典正色愤然表示，在此种情况下，他以“发夷声为耻”。困居北平期间，刘文典对于那些毫无操守，投降献媚于日本人之流特别反感，即使是至亲好友，他也不惜与之反目。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来一直与他居住在同一寓所内，多年来兄弟之间感情融洽。但刘管廷后来在冀东某日伪政府谋到一个差事，得知此事，刘文典十分气愤，他先是以有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后来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将其四弟赶出家门，并从此不再往来。滞留北平期间，刘文典常以唐代诗人被迫在安禄山处做官失节的事告诫自己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只身辗转来到西南联大。见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吴晓铃教授，刘文典便向其打听与他同样困居北平的周作人景况。吴晓铃说周作人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
为何刘文典会对周作人的表现作此评价？1939年，刘文典在《庄子补正》自序中表明自己对民族气节的理解和立场：“虽然庄子者，吾先民教忠教孝之书也。高濮上之节，却国相之聘，孰肯污伪命者乎？至仁无亲，兼忘天下，孰肯事齐事楚，以黍所生者乎？士能视生死如昼夜，以利禄为尘垢者，必能以名节显，是固将振叔世之民，救天下之敝，非徒以违世、陆沉名高者也。苟世之君子，善读其书，修内圣外王之业，明六通四辟之道，使人纪民彝复存于天壤，是则余董理此书之微意也。”从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刘文典对民族气节的理解和立场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观是一脉相承的。既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刘文典在北平沦陷时的表现也就不难理解了，也就更不难理解他对周作人的评论。
面对异族入侵，刘文典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1931年粤系军阀陈济棠(反蒋派)知道刘文典反蒋，曾多次函请他赴粤共事，并汇来重金相聘。刘文典都决然拒绝，将巨款退回。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刘文典对蒋介石有好感，他解释原因说：“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卧轨**。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刘成章因体质差，卧轨时受了风寒，**归来后患病亡故。这对刘文典夫妇是难以忍受的打击，心灵上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创伤。儿子的死亡，更激起了刘文典的民族热情，据刘文典在清华的学生回忆，“后来在‘长城战事’闹的极凶的时候，刘先生每次上课，都要给学生讲一段国事的艰危，并且告诉学生日本侵略中国的险恶用心及历史背景。他自己则夜以继日的翻译有关资料”。“有一天上国文课时（刘文典）精神委靡得连讲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时才休息。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谈及刘文典的气节和人格，有一件往事似值得一提。1929年，刘文典时任安徽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学校设在省府安庆)。是年11月23日，安徽学界爆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学潮，当时蒋介石挟北伐之功盛气凌人，获悉学潮事后十分恼怒，认为安徽学风不正，学潮嚣张是共产党活动猖獗的反映，决心严惩。于是经教育部下文传令刘文典亲到南京予以说明。刘文典自视甚高，即使是对当时如日中天的蒋介石他也不是很看得上眼，甚至有几分不屑。他对蒋介石经教育部下达的文件用“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尤其对传令刘文典，蒋委员长召见等措辞极为愤懑。在出发到南京前刘文典曾发牢骚说：“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至于刘文典和蒋介石见面的情景，当时的南开学生刘兆吉在《刘文典先生遗闻轶事数则》中回忆：
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著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见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一拍桌子，并怒吼：“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
刘文典被押进大牢。蒋介石还扬言要“解散安大”。章炳麟书赠刘文典的对联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很大震动，安庆大中学生举行示威，各地进步人士也来电来函声援。后来，经蔡元培等力保，陈立夫从中斡旋，蒋介石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才不得不将刘文典释放，但附前提——迫令刘文典“即日离皖”。
刘文典离开安大后，于次年初拜访他的老师章太炎(炳麟)，并向老师讲述了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听罢，十分欣赏刘文典的气节，抱病挥毫写了一副对联赠之：“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赠联巧妙借用汉末狂士祢衡击鼓骂曹的典故，颂扬了刘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气节。
有关刘文典安大事件，鲁迅和胡适在文章中都有记载。1931年，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曾经提到，他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几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在评述刘文典的同时，鲁迅还幽了胡适一默：“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1939年4月，胡适在《人权与约法》一文中也提及刘文典事：“又如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绝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鲁迅和胡适因作文的目的不同，在叙述刘文典事件的细节上有出入，但是无论怎样，刘文典和蒋介石发生直接的冲突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好一个刘文典！（文章来源：和讯读书《乱世浮生：抗战年代知识分子生活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