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在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史上，曾涌现出这样一些大家，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坚守理想，执着追求，并以独到的教育实践，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也为中国教育留下一笔丰厚的财富。当今教育改革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或许可以从这些故去的教育大家那里找到启迪和药方。为此，本报“人物版”近期开辟“回望·大家”系列，敬请读者关注。
生平
陶行知（1891.10.18—1946.7.25），汉族，安徽歙县人，毕业于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文学系，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
语录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实际生活是我们的指南针。
学校是为社会设立的。学校没有改造社会的能力，简直可以关门。
到最信仰民为贵的地方去。
每日四问：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
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
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唯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
我有八位好朋友，肯把万事指导我。你若想问真名姓，名字不同都姓何：何事、何故、何人、何时、何地、何去、何如，好像弟弟与哥哥。还有一个西洋派，姓名颠倒叫几何。若向八贤常请教，虽是笨人不会错。
第一流的教授具有两种要素：一、有真知灼见；二、肯说真话，敢驳假话，不说诳话。我们必须拿着这两个尺度来衡量我们的先生。合于此者是吾师，立志求之，终身敬之。
中国教育之通病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所以一无所能。中国教育革命的对策是手脑联盟，结果是手与脑的力量都可以大到不可思议。
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求，便是盲目的教育。倘使我们认定社会就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学校，就会自然而然地去运用社会的力量，以应济社会的需求。
■本报记者 杨桂青
陶行知把自己“生活教育”的主张，追溯到孔子和苏格拉底。他说，“孔子是校长兼教授，他的学生有七十二贤”，“苏格拉底，也做校长也做教授，他的学生是雅典青年”。
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是伟大的启蒙者，有一个共同身份——教育家。郭沫若说，“两千年前孔仲尼，两千年后陶行知”。陶行知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国弱民贫，列强分割。陶行知站在时代的断裂点上，立志以教育“谋国民全体之福利”，通过教育而非军事革命创造一个民主国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启示人们，启蒙应该是每个师者的责任。
以完整的生活做教育实验
1927年1月，南京晓庄村头出现了这样一则招生广告：“本校准备田园二百亩，供学生耕种；荒山十里，供学生造林；最小数经费，供学生自造茅屋居住；中心小学数处，供学生实地学做；指导员数人，指导学生教学做。……学费免……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
在这样一则广告的吸引下，很多有志青年来到了晓庄。
在晓庄乡村师范实验学校（以下简称“晓庄”），陶行知大规模地以整个社会、整个实际生活做教育的实验。他说，晓庄要培养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后来，他把“康健的体魄、艺术的兴趣”也列入生活教育的目标，并以康健的体魄居首。
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翻了半个筋斗，改为“生活即教育”。他说：“我们要想受什么教育，便须过什么生活。”陶行知要教人做人，教人生活，教人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要教民众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政府的主人。陶行知列出五种生活：康健的生活、劳动的生活、科学的生活、艺术的生活和社会改造的生活。
陶行知所倡行的生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晓庄第一期学生李楚材记录了学校每天举行的寅会的一些细节，寅会大约10到15分钟，计划一天的工作或简要讲清一个问题。寅会之后是武术。上午，按照“前方”即各中心小学和幼儿园的需要，“后方”即社会组、农艺组、生物组等各组师生制订“教学做”计划，解答“前方”疑问，轮值院务的学生开始办公。下午，做农事，制造简单仪器，或进行音乐、工艺、采集标本等活动。每周四下午，全校师生“会朋友去”，到农民家里，与农民谈心。每人都要交到一两个知心的农民朋友。
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教育。晓庄的教育从教学做合一下手，推广生活教育以实现中国现代化。生物课指导员姚文采抱了一大堆书去，陶行知却说：“老办法不行，应该教学做合一才对。”姚文采说，先讲教的内容，再讲学的方面。他说：“教学做是一件事，可不是三件事。”
晓庄的生活，充分体现了改造社会、启发民智的精神。晓庄医院免费为农民医治。农民文化生活单调，陶行知就派人创办“中心茶园”，备有象棋、胡琴等，为农友说书，借故事教农友识字。农民们说：“有这么有意思的地方，谁还去抽鸦片、赌博、干坏事？”
晓庄的生活表面看似粗陋，内里充满诗意。陶行知将图书馆命名为“书呆子莫来馆”，厨房为“食力厅”，厕所为“黄金世界”，大礼堂为“犁宫”，亲笔在“犁宫”上写下对联“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梁菽麦黍稷下工夫”。陶行知说：“充满晓庄的只是诗——诗的神，诗的人，诗的事，诗的物……”
在现在的杭州，陶行知研究馆里，还摆放着一架老式钢琴，原湘湖师范学校校长阙沛霖说，抗战期间，师生流亡各地，这架钢琴一直陪在师生们身边，由身强力壮的男生轮流抬着。一落下脚，就有学生上去练琴。
晓庄的生活，充分体现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想。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周洪宇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大教育观。它对“教育立国”的强调，对新型师范教育的探索，对农村教育的大胆改革，对社会整体改造的尝试，对中外教育经验的合理借鉴等，都为今天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瞄准人民的幸福办教育
“知行近在乡村师范工作，快乐得像活神仙一样。整日打赤脚，穿草鞋，自由得很，昨天竟然这样走进城来和穿马褂的先生们一块儿吃饭，别有趣味。”陶行知在家书中写道。
这正体现了一个启蒙者的姿态，不是居高临下，而是与大众融合，“觉民行道”。陶行知走到人民中来，“我本是中国的一个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经过一番醒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中国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真正的教育，必须使学者和人民万物亲近”。中国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需要更多像陶行知这样“穿着草鞋”的教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朝晖说，陶行知瞄准人民的幸福办教育。陶行知说：“乡下阿斗没有出头之先，我们休想出头。乡下阿斗没有享福之先，我们休想享福……”陶行知虔诚地捧着农民和学生的幸福，向农民烧心香，为他们办教育。他曾坚辞大学教授之职，婉拒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校长之职和金陵大学校长之职，婉拒冯玉祥聘他任河南省教育厅长、李宗仁邀请他做皖省教育厅长，婉拒宋美龄邀其担任三青团总干事。他带着自己编写的《平民千字课》、《老少通千字课》奔走于各地，贩夫走卒、渔夫士兵、厨子僧人，都是他教识字课的对象。他甚至在教育总长蒋梦麟家里成立了“三径平民读书处”。
诗歌是他推行教育理想、启蒙民智的武器。陶知行在《诗人》一诗中说：“有人说我是诗人，我可不懂。唱破了喉咙，无非是打仗的号筒，只叫斗士向前冲。”他用老妈子也能懂的语言写诗，在诗里讲各种道理，大到爱国爱民，小到抒情遣怀。
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平民式的启蒙姿态，是因为一种大爱。陶行知说：“晓庄是从爱里产生的。没有爱就没有晓庄。”他曾题下“爱满天下”四个字。只有这种大爱，才能使他做到“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即知即传的启蒙情怀
1933年，英国前陆军大臣马莱爵士率领“世界人民反战同盟代表团”参观上海山海工学团。马莱说：“英国是支持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工学团的“小先生”张社健说，这是对的，但英国政府不一定支持，还举出了上海英租界协助政府捕杀共产党人的事，这给陶行知留下了深刻印象，再次让他见证了“小先生”的力量。
“小先生”的想法，早在1923年的时候就进入他的脑海。儿子小桃6岁教祖母识字，教晏阳初唱《尽力中华歌》，就让他感觉“小先生制”对普及教育具有惊人的威力。
1934年，上海教育局第五次学术讲座上，陶行知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说明：“普及全国成人教育要300年，普及全国初等教育要7年……”“普及教育的难关有二十七关之多，其中有十二关必须靠小先生才能攻破，大先生是破不过去的。”
“小先生制”诞生后10个月内，上海有了1.8万个“小先生”，全国23个省市推行了“小先生制”。陶行知说，每个“小先生”教两个人，则全国两年便可以普及文字教育了。
即知即传，这在教育普及程度极低的时代，不失为一种合乎时宜的方法。即知即传，不仅是方法，而且体现了启蒙者的博爱情怀。
即知即传，即传即行，知行合一。一传十，十传百，以至无穷。他们的学识也许没有那么渊博，但是那种帮助别人向善的姿态，与在广场上拉住过路人宣传真理的苏格拉底何其相似，与悟道后到百姓中去启蒙百姓良知的王阳明何其相似。
陶行知毕生追求“川流不息”的现代化，即知即传，代代相传，何愁不成“川流不息”之景象呢？
陶行知去世后，“小先生制”随着陶行知受批判而式微了。但这种即知即传的方式是无时不在的，并且仍在影响着今天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23个省份的地方陶研组织，积极传播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姚文忠说，四川省一些学校在开展师陶活动后，营造了良好的校园氛围，使教师能专注、热情地钻研业务，努力追求“创造的儿童教育”。大学生村官王景光因为仰慕陶行知，考入晓庄学院，毕业后来到乡村教农民致富。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陆建非倡导在大学生中开展师陶、学陶活动，开通“行知行”网站，吸引了38个国家和地区的域外读者。南京行知小学校长杨瑞清把自己师陶30多年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新加坡人陈君宝读后喜欢上了陶行知，并开始致力于促成新加坡的学校来华交流。陶行知的思想又从这个链条上被“即知即传”到了马来西亚、美国……
“一切所教所学所探讨，为的都是人民的幸福。”陶行知说。这位身体力行的教育家，在中国现代化之路上，留下了璀璨的启蒙之光。
■对话
为中国现代化培育国民
——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朱小蔓教授
■本报记者 杨桂青
因为爱人类，所以爱人类中最多数的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爱中华民族，所以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最不幸的农人。陶行知就是怀揣这样的理想，在人间传播教育之大爱，寻求中国现代化之路。
朱小蔓，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日前作答本报，回顾、重温陶行知的“中国梦”。
陶行知们的“中国梦”
记者：您认为陶行知和他同时代提倡“教育救国”的教育家们一生都在追求什么？
朱小蔓：一个世纪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前仆后继，推动实现“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现代化就是要国强、民富，要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要国民脱昧脱贫。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蔡元培、黄炎培、郭秉文、张伯苓、陶行知为代表的教育家主要用教育来实现“中国梦”。陶行知主张，“让每个中国人都受到教育”，要创造民主、科学、富裕、平等互助、爱满天下的理想社会。教育的使命，是唤醒、帮助人民脱愚、脱昧、脱贫，让他们成为自主、自立、自强的共和国民。他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过去曾批评他们的“教育救国”论，现在看来，中国拥有自己的现代教育家、现代教育精神与实践，这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尊重、珍惜、继承、借鉴。
记者：以陶行知为代表的教育家为中国现代化做了怎样的贡献呢？
朱小蔓：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改革旧教育，推行新教育，通过教育普及和“人”的改造，培养自觉、自省的共和国国民，推进社会的变革与进步。比如，陶行知曾提出一个“普及教育”的计划，包括“在10年内将两亿文盲变成有知识的、有责任感的公民”。现在国际社会公认的全民教育、终身教育，陶行知是最早的提出者。
活的教育造就活的公民
记者：民族与国家现代化一定意义上是人的现代化，陶行知怎么看待教育对于人的作用？
朱小蔓：陶行知说过：“教育的力量与别种力量不同之点，就在教育的力量是能够达到个个民众的内心里头去的，他能够使民众自己从‘心里’发出一种力量来自己团结的。”他认为，教育可以改造人的内心；而“不能改造内心，便不能彻骨地改造社会”。
记者：同样以推动中国现代化实现为目标，陶行知有什么独特之处？
朱小蔓：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忧国忧民的教育家与“传道”、“解惑”、“修身”、“明德”的教育学说。但像陶行知这样，将中华民族解放作为中国教育唯一目的，用思想与行动点燃中华民族生命之火焰，放出中华民族生命之光明的教育家却是仅有的。他所创办的晓庄师范、育才学校，他所倡导的“生活教育运动”、“工学团运动”、“科学下嫁运动”、“国难教育运动”等无一不成为具有强烈震撼力与感召力的教育运动，成为时代和青年的灯塔，为中国的教育指引方向。
作为教育家，他在教育思想和理论、教育实验、教育的社会活动，以及亲自办学方面无不建树，涉及的学段、类别、类型相当完备。他特别重视身体力行，这在所有教育家里都是很典型的。他不做书生式的教育家，也不做官僚式的教育家、经验的教育家，完全是应社会需求和民众需求去倡导教育。
记者：陶行知思想有无得到充分发挥？
朱小蔓：实事求是地说，陶行知思想对今天的中国教育及现代化还远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比如他特别重视创造教育。他最反对一个人变成书呆子，他建的图书馆在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上书“呆子莫入”。他反对读死书，读书死，死读书，提倡活的教育。又比如他提倡自立自强，人要独立，第一要有健康的身体；第二要有独立的思想，有判断是非的能力；第三要有独立的职业。活的教育、自强的教育，我们目前不是仍然非常缺乏吗？再比如，他的乡村教育实践，对今天的农村教育有很多启发。
他的愿望还远没有实现
记者：陶行知的教育理想实现了吗？“小悦悦事件”等表明，改造现代国民性依然任重道远。
朱小蔓：我们的“中国梦”现在还没有实现，也可以说，陶行知的遗愿还远没有实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在普及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国民受教育程度已经高得多了，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人的公民品格、创造意识和能力的培养问题还很严峻，我们今天在一定程度上还在培养书呆子，他们只知道考分，心胸和视野狭窄，缺乏社会责任感，身体不够健康，心理也不够健全。对这样的状况，很多校长和教师、家长觉得很无奈，但为了“高分”和近期现实的利益，大家都在“被迫就范”，不顾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也不顾孩子的人生幸福。我相信如果陶先生活在今天，一定会是个勇猛的斗士。
记者：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对当前的教育改革有什么启迪？
朱小蔓：比如，他提出“把学生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和“六大解放”，即解放学生的头脑、双手、眼睛、嘴、空间、时间，不把他的功课表填满，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他为育才学校制定的办校方针：创造健康之堡垒；创造艺术之环境；创造生产之园地；创造学术之气氛；创造真善美之人格。这就是他心目中现代学校的基本轮廓。我认为，陶行知的办学境界与标准应该成为所有办学者、校长和教师学习的楷模。陶行知对现代教育最大的理论贡献是生活教育理论。他的“大教育”概念、开放的教育观对今天中国的教育改革具有特别重要的启迪。
■印象
孙女心中的陶行知
■陶铮 口述 杨桂青 采访整理
祖父是一个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进行了大量教育实验,创造了生活教育理论。他的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等，世世代代都不会过时。
祖父一辈子创办了很多学校，从南京晓庄乡村师范实验学校、上海山海工学团、重庆育才学校到社会大学等，这些学校的创办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建设人才。
刚回国时祖父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每月400块大洋，生活得很好。为了搞乡村教育，他毅然辞职。没了薪金，还得去筹钱。祖父公私分明，衣服上有两个口袋，一个是装公款的，鼓鼓的；另一个是装私款的，瘪瘪的。
祖父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1936年，祖父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之后连续两年多辗转28个国家宣传抗日。1938年，他去加拿大演讲，在一个宴会上碰到了白求恩，就邀请他到中国来支援抗战。在美期间，祖父还用爱国华侨所捐献的钱款购买了许多医疗器械和药品，转道请宋庆龄女士转交白求恩医疗队，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育才学校就在重庆红岩村，中共南方局和重庆地下党在育才学校秘密设立了两个各自独立的党支部，配合祖父办学。周恩来和邓颖超两次到育才学校，捐款400块大洋，并题词“一代胜似一代”等。祖父保护过很多共产党学生。刘季平是晓庄师范的学生，而且是党支部第一任书记。他在上海被捕后，祖父在很短时间内筹集了500块大洋，为他请律师进行辩护。祖父去世当天，周恩来推掉所有会议，赶到了祖父住处。周恩来当即给延安发了电报，他对祖父的评价是“无条件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祖父是一位慈爱而严格的长者。在家里，我们都称他“老夫子”。祖父全身心投入他的事业，顾不上家庭。祖父一生曾两次遭到当局通缉，三写遗书，上暗杀黑榜。祖父的“小先生”创造与我父亲有关。
父亲是第一个“小先生”。我的曾祖母不识字，父亲就教她读祖父编的平民千字课本。后来祖父根据千字课中第一册的生字写了一封家书寄到北京，老太太居然一字不差地读了出来。祖父从中受到启发，创造了“小先生制”，在上海的工学团里推广开来。
《陶行知书信集》中有30多封信是写给我父亲的，“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等，就是祖父在信中用来教育他的。22岁那年，我父亲要到成都一个无线电厂去工作，单位要求出示文凭。当年生活动荡，学业都是间断的。我父亲就请晓庄师范的副校长给他开了一个证明。父亲的“假文凭”刚拿到手，就接到了祖父的航空快信，要他把这个证明书原封寄回去。祖父说，父亲这样做不对，他会给我父亲开一个学历证明，如果这个都不管用，就叫我父亲不要那份工作了，“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并让我父亲一辈子都要记住这句话。
祖父很有人格魅力，他的很多老学生都没有离开教育，从晓庄毕业的学生很多又随他去了育才学校，几乎一辈子都在实践祖父的学说。我通过与这些“老陶子”们的交往，阅读祖父的文章，听父母讲故事，一点一点积累起对祖父思想的认识。有时候，我看着那些书，就像演员演戏一样，有一种入境的感觉，想象着当时办学的情况。读祖父的书是一种精神享受，他“爱满天下”的精神，永远吐露着芬芳。
陶铮：陶行知的孙女，北京市陶行知中学高级教师（退休），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
（新闻来源：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