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慈幼院启示录
“5个孩子冻死在垃圾箱，8个孩子死于火灾，我都快急疯了!”轮椅上的洛林是中共中央党校离休干部，提起留守儿童和孤儿的这些事，已近90高龄的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叹道。
这些天，她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地改一封无处投递的公开信，洋洋数千言。她说，当年要不是有香山慈幼院，让同为孤儿的她在天堂一样的学校里度过了童年，“我心里哪能有爱”。
洛林所说的香山慈幼院(习称“香慈”)，建在北京香山脚下。从1920年建校到1949年迁址，共培养孤寒儿童6000余名。校友中，仅洛林所知道的，就有中共部级以上干部十几名，北京市模范教师数不胜数。
当年的孤儿如今已七老八十，都把香山慈幼院当成自己的家。不过，无论是希望保留其遗址的公开信，还是恢复其建制的政协委员提案，都撞在现实的墙壁上，少有回音。
上世纪90年代初，香山慈幼院校友一聚数百人，洛林只是小字辈。如今，能和她共忆香慈的师友越来越少。更让她心焦的是，民国时期熊希龄探索出的这条对孤儿的教养结合之路，解放后反而中断了。“香慈教育财富，谁来继承?”
孤儿为“正”
现在的香山公园，当年是香慈幼童的乐土。
1927年，父亲去世后，3岁的方亭进入了香山慈幼院。她父亲生前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去世后，她随母亲进入了香慈。
在幼小的她眼里，蒙养园简直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70人的小幼儿园，建筑讲究，甚至还有养着梅花鹿的动物园。孩子们冬天在眼镜湖滑冰，秋天登鬼见愁摘红叶，“全都玩疯了”。退休前在北京市党史研究室工作的方亭如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不仅是方亭，到蒙养园参观的美国记者团也大吃一惊，认为这里较之美国所办的幼稚学校，“有过之无不及”。记者们甚至预言，倘若能一直坚持不懈，香山慈幼院将来会成为“世界幼稚教育之模范”。
洛林比方亭晚进香山慈幼院几年。1932年，她的父母和两个兄弟在18个月间先后死于肺结核，唯一的妹妹也失散了。她被姑姑送进了香山慈幼院，入读小学部二年级。
她进来的时候，正是香山慈幼院最好的时光。
即便以现在的眼光看，这所学校也太贵族化了。除了教室、宿舍、图书馆等日常设施外，玩具陈列馆、音乐馆、体育馆、室内体操场、跑冰场、跑马场、球场、游泳池等，一应俱全。
从组织体系看，香慈既是学校和家庭，又是小社会。孤儿来到这里，若不满1岁，可在婴儿园接受一对一的悉心看护;然后入蒙养园，游乐嬉戏;进而上初小，升高小，入初中，进高中，学习知识。如果急于自立，小学毕业后即可接受师范等多种职业训练。
但刚入香慈的洛林，麻木到完全无视香山的风景和学校的良好设施。这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从来不跟人说话，也不跟小朋友们玩耍，精神恍惚，时常哭泣。学校教唱的歌里，她只哼《孤儿歌》。她在日记中写道，“别人的微笑都是假的”。
观察了她几个月之后，学校确定，她确实是真正的孤儿。身份确定后，她正式成为学校的“正生”。
在香慈的制度里，“正生专以孤贫为限”，费用全免，占总数的95%。富家子弟需要缴纳学费，而且只能叫“附生”。
齐白石和周作人的孩子都是洛林的同班同学，是班上的“附生”。所有孩子同吃同住，“正生”因为更得老师关注，反而更有优越感。沉默了两个多月的洛林终于开口说话了。
一年后，洛林搬入了“佟宅”。
小家庭是香慈的特殊设置，设在现在的香山饭店旧址，由10个三面合围的小院组成，每院里有一位“娘”，带着12名孩子一起生活。这种用家庭模式抚养孤儿的思路，比SOS国际儿童村还早15年。
洛林所住的第11宅是后建的，在半山腰，如同小别墅，由一位姓佟的“娘”负责，故名“佟宅”。
在洛林的印象中，“娘”皮肤白净，长相秀美。“也许因为我爱她，所以觉得她比别宅的娘俏。”“娘”最大的优点是不爱唠叨，会鼓励人。她认识一些字，会念《三字经》，但不会写信，每每还要请洛林代笔。
洛林是“佟宅”中年纪最大的孩子，所以要帮忙干活。这期间，她学会了养猪、喂鸡、打猪草等农活，还学会了做饭，会烙饼、擀面、做窝窝头。
除了家的温暖，香慈最让洛林怀念的，是精神的启蒙与熏陶。
她是在歌海里长大的，当年学校自编了200多首歌，吃饭、睡觉前都要先唱歌。即便到晚年，洛林仍能用五线谱记谱，写下词曲。如《香山慈幼院院歌》：好好读书，好好劳动，好好图自立。
小学五年级时，老师发现洛林常常在琴房外偷听，而且能将拜耳的曲谱烂熟于心，就给了她很多乐理方面的书看。在家校评议会上，洛林的特长被拿出来讨论，根据学校因材施教的原则，她被特批学弹钢琴，师从著名音乐人老志诚。洛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她坎坷的一生中，可以说是音乐支撑着她走过来的。
“此君一出天下暖”
洛林进入香山慈幼院的1932年，熊希龄已在这里苦心经营了近12年。
熊希龄，少时有“湖南神童”之誉。据传，湖南沉州知府曾在一次饭局上请举人们画花明志。众人皆画兰花、牡丹，唯独他画了一株棉花，并题“此君一出天下暖”。
前半生，熊希龄是政坛上风云人物。晚清时期，他在东三省主持财务，被誉为“第一流之财政家”。民国以降，他先做财政总长，后任内阁总理。
袁世凯解散内阁后，熊希龄黯然下野。退隐才一年，一个意外事件，让他在庙堂和江湖之外，找到了人生的第三种可能。
1917年，河北大水泛滥京畿，洪水淹到熊希龄家门口，熊希龄出任了“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会长。大水退去后，收容的儿童仍有200多人无人认领。
北洋时期，孤儿主要由政府举办的育婴堂安置。1918年，育婴堂爆出骇人的丑闻，196名孩子竟然死了195个。警方不得不向丹麦驻华大使夫人求助，请她全权掌管育婴堂。但好景不长，合作因经费问题难以维持。大使夫人离开后，当年又死了100多个孩子。
把孩子送进育婴堂无异于送死，熊希龄只好自建一个大家庭。
他后来在一段文字中剖白了自己的初心。久经世事的他，对政治、实业、社会等一切都感到悲观，所以，选择了缩小范围，专心办慈幼院。“这些孩子都是真心地爱我，把我当他们的父母，我把他们当我的儿女，成立我们这个大家庭。”
大家庭住在哪?熊希龄看上了香山静宜园。静宜园曾是清朝皇帝的行宫，占地千亩，有房舍三千余间。当时，这里还是退位的清皇室的私产，虽年久失修，但背倚西山，怀抱幽谷，占尽风光。
为了促成此事，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亲自与清皇室商量，将其永久借用。作为回报，220名八旗破落子弟成了香山慈幼院的第一批学员。
1920年10月，千人规模的香山慈幼院正式开院。开办经费主要来源于两处：政府拨出12万现洋作为建院专款，5万余元作为基金;水灾募捐余款中，拨出64万元。其中，建院花费了27万元。
除了破落八旗子弟，早期的学生主要是水灾遗孤，以及在河北地区实地走访发现的孤、贫儿。至于招收标准，“家里七八个人穿一条裤子的，是一定要收的”。此后，又陆续收留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苦孩子。
建院之初，孩子们几乎人人带病，每日住院的就有四五个，门诊百余人。协和医院统计，900儿童中竟有700患有沙眼。
慈幼院不仅请女红十字会出面创办了香山医院，还请名医施今墨担任副院长，免费出诊。生病的孩子在见心斋把身体养好，脸色红润起来，才分到各班参加学习。
学校还引导孩子们培养严格的卫生习惯。方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蒙养园的保健措施极严。每晚洗漱后，大孩子要给小孩子拂去身上的灰尘，才能上床。孩子们的营养也好，每天都有豆浆、鸡蛋，身体弱的还能喝到牛奶。到了夏天，一碗糖拌西红柿，胜过防病的小药。
培养“健全国民”
1921年底，慈幼院基金总额达到100余万元。熊希龄作为民国第一流的财政家，信心满满地认为，以自己的理财能力，这笔钱足够1000个孩子的生活。
但1925年以后，随着政局更迭，一些账面拨款和承诺资金成了空头支票，慈幼院每年少收入了十几万大洋。就在这时，男生部又发生了一场大火，总计烧毁房屋200余间。熊希龄老泪纵横，香慈元气大伤。
1929年，香山慈幼院遭遇了建院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1700余名儿童几乎要断顿了。幸得冯玉祥资助，才吃上黑面馒头。此后，资金问题一直是香慈的头号难题。
为了争取三教九流的捐款，熊希龄分别从佛教、基督教、儒教的教义里寻找依据。他还到处上书，称“儿童教育能普及者，其国必强”，希望引起政府重视。但纵然奔走呼号，筹款还是日渐艰难。
1932年，熊希龄的夫人去世。为了纪念亡妻，更为了解香慈的燃眉之急，他捐出了自己的全部家产，共计大洋27.5万余元、白银6.2万两。举国为之动容。
正因为有了这笔资金，洛林这一年进入香山慈幼院时，才能在内忧外患中过上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王春宜的父亲王在湘是熊希龄的助手，他自己也是香山慈幼院的毕业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香慈的理念是对每个儿童负责到底。为了给他们的将来提供一条出路，熊希龄还在东北买了大块的荒地，准备建一个垦荒农场，和孩子们继续生活在一处，耕田织布。
但熊希龄并不满足于让孩子们有家庭、受教育和有工作。他认为，孩子们必须具备公民常识，才可算是“健全国民”。
熊希龄早年在日本考察时，看见中国留学生每次开会都互相打骂，飞墨盘，踢桌子。民国元年第一届国会开幕时，这些留学生有的成了议员，但仍然不守秩序。熊希龄悟出，良好的公德，是儿时养成的。
起初，为了让孩子们成为“健全国民”，香山慈幼院搞起了“学生自治”，由学生组成议会、审判所、警察所，自行管理校园事务。慈幼院还定期选举“市长”，演说拉票。
“学生自治”实施了一段时间，熊希龄发现这种形式对小孩子来说太耗精力。他及时纠正了这种做法，转而制定了《儿童习礼法》《儿童劳动法》和《儿童治家法》，从细节上规范儿童的行为。
比如，吃完饭，筷子不可放桌子上，一定要轻轻放在碗上，再向同席的人告退。这些儿时习得的生活细节，洛林和方亭遵守了一辈子。
香慈远去
战火，最终摧毁了香山脚下的世外桃源。
1937年7月7日，是香山慈幼院一年一度的“回家节”。已毕业或者成年的孩子，本该返回香山，欢聚一堂。只是这一天，卢沟桥的战火让节日变成了祭日。
方亭还记得，那天老师教的是《最后一课》。
困居上海的熊希龄，忧心忡忡，希望将困在北平的香慈师生接到南方。然而战火迅速蔓延，使迁校成为不可能。
这一年的12月24日，避难香港的熊希龄在打坐中去世，死时身无长物。丧葬全靠其继妻毛彦文借**理。
此后，香山慈幼院经费中断，家产变卖殆尽。依靠代理院长胡恩光的苦心经营，才勉强在日伪时期保存下来。
1939年，洛林在晨曦中离开了香慈下属的师范学院，奔赴抗日前线。她还记得，自己对送行的方亭说：“好了!暂时离别又何妨?”没想到，这一别，与香慈竟是永诀。
抗战胜利，熊希龄继妻毛彦文归来，主持香山慈幼院。当年熊希龄与毛彦文这对老夫少妻结婚时，曾引起轰动。熊希龄说，他不仅要为自己寻求一个晚年的伴侣，也希望为慈幼院找一个稳妥的继承人。
毛彦文决定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在香慈的事业上，“这样就似乎和先生并不分离”。为了筹款，这位民国名媛频繁地拜访各方政要，“沿门托钵，过着化缘的日子”，广受赞誉，也饱受冷眼。但是，香慈已经难拾往日辉煌了。
苦撑到了北平解放前夕，中共中央找慈幼院借用香山校舍，时任副院长雷动和院董事会董事雷洁琼只提了一个条件：“慈幼院有一千多名儿童，如要借用，需给与妥善安置。”
1949年3月，解放军派出一个汽车团，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将慈幼院迁入新址。
毛泽东在入住熊希龄故居双清别墅时，曾动情地提到：“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做过许多好事。”北京市领导在中南海西花厅设宴招待全体师生，感谢他们为中共中央腾出了3000多间房间。
1954年，香山慈幼院再次搬家，校舍变成苏联式的，生源也发生了变化。“都解放了，哪能还有孤儿?”受此思想影响，该校变为一个综合性干部子弟学校。与众不同的是，这是北京唯一一所名义上的私立学校。
文革期间，“造反派”一把大火，香慈所有史料文件焚烧殆尽。1973年1月，香山慈幼院改名为北京立新学校，意为“破旧立新”。
香慈自此永远消失。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洛林和一些香慈老人们开始回过头来，研究香慈校史，研究院长熊希龄。
仿佛为了把那些天各一方的校友聚在一处，1992年，熊希龄骨灰归葬香山。
儿时的伙伴再相聚时，已是白发苍苍。香慈旧迹多半湮灭无闻。
同游香山时，看到昭庙，他们说，那是校医院;见心斋，是慈幼院幼稚师范;香山饭店，是他们的住处。香山风景管理处那座二层小楼，是香慈总部“镇芳楼”。它被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只不过上面多了一颗红五星。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洛林随口哼起了她最爱唱的“饭后歌”。歌词前一半是冯玉祥在香慈吃饭时随口念的，后一半是熊希龄写的：
馒头棒子豆芽汤，蒸蒸扑鼻香;如今生活比天堂，精神体魄强;堂以外，可心伤，穷孩满四乡;如何救彼出饥荒，时时不可忘。（新闻来源：腾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