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心系教科书建设
1983年至今，根据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已经先后研究、编写和出版了6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科书，为基础教育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此过程中，大家一直牢记邓小平同志对于教材建设的精辟见解和谆谆嘱托。
前期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9集中，有这样一幕：1977年10月的某天，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突然光顾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办公室。此来，他是为了“游说”主管外贸的李先念特批10万美元的外汇。李先念有些犯难，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一旦批了，好几个在建的项目就得停下来。可是小平同志说，这笔钱要用来做一笔“大买卖”，是为了培养国家的人才，有了人才自然就有了技术，就能生产自己的设备，现在的10万美金将来会有一万倍的回报。言之铿锵，掷地有声，李先念慨然应允。
其实，电视剧中这个场景是以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的。1977年9月，国家召开了“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确定编写“文革”结束之后的第一套全国通用教科书。剧中小平同志所说的“大买卖”，就是动用国家外汇储备从英国、联邦德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多国购买各个学科的中小学教材及相关材料，供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学科学者、专家参考、借鉴。
马上办，这是个关键要紧的事情
1977年的中国大地，正在从那场历史浩劫中艰难地复苏，尤其是文化、科技、教育等“重灾区”，更是百废待兴。“文革”期间，中小学课程由各地方自定自编，教材五花八门，总体上处于无序状态。教材的内容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例如，片面强调政治挂帅，采用“贴标签”（引用毛泽东语录、喊口号）的方式，显示其“革命性”；片面强调联系实际，采用《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取代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显示其“实用性”。这样的教材体系在学科逻辑上有很大缺陷，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
1977年夏，邓小平复出，主动要求分管教育和科技工作。在教育方面，他最先着手办的两件大事，一是恢复高考，一是重编教材。关于前者，1977年底，“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实施，断档10年之久的大学招生得以延续，参加高考的人数达570万。关于后者，1977年的7月到9月间，小平同志几次与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都谈到，“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要编通用教材，同时引进外国教材作为参考，并要求1978年秋季开学时能用上新教材。小平同志还指出：“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
重编教材大局已定，但是谁来编写呢？据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回忆，“文革”后的教育部自身就是一个烂摊子。而专职编写、出版教科书的机构——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文革”中一度被撤销，编辑人员一律下放到安徽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接受锻炼。尽管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干预下，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文革”中期得以重建，但只调回原出版社的编辑干部30多人，而且不许编写中小学教材，只准出版“教育革命”小册子。
1978年2月5日，教育部党组为尽快恢复和增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力量，报请中央批准将一批编辑出版干部正式调入北京。小平同志在看到这份报告后，2月10日就迅速作了明确批示，指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所提要求拟同意。”之后，教育部从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抽调了200余人，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义，按中小学学科分12个编写组开始工作。
很快，一个大难题又摆在主管此事的浦通修副部长面前：要给200多人的编写队伍解决一个能吃饭、办公的场所。他回忆说：“我们几乎把北京城跑遍了，也没法给编辑干部们找一个安身之处，因为没钱啊，谁也不能让你白住。恰巧有一位老领导的追悼会在八宝山召开，小平同志和一些国家领导人都去了。我冒失地闯到他面前，跟他说了这桩难事。他马上把北京市的负责同志叫过来，说‘马上办，这是个关键要紧的事情’。就这么两句，事情就很快解决了。200多位干部住进了西苑大旅社9号楼，后来又搬到条件更好的香山饭店。”
随后近一年时间内，“无论家是否在北京，所有人都集中食宿，两三人一屋，一人一张桌子一张床，夜以继日地工作。人教社的图书馆几乎搬到了香山脚下。我们这些人教社老员工还把家里大量的藏书带来，每天几乎都在翻书、查资料、写教材。大家似乎都想把憋了十几年的能量一下子释放出来。”当时在历史编写组的老编审王宏志说。
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
教材编写工作量之大难以想象，编辑人员需要克服身体上的疲劳，这是必须的，更让人“头疼”的是需要思考和梳理的问题很多，其中最大的莫过于两个。
问题之一，在文科教材尤其是历史、政治等教材中如何反映一些政治敏感和原则性问题？多年动乱和“极左”思潮泛滥，将教科书话语系统中很多原本已规范和有定论的提法又搅浑了，如儒法斗争问题等。1978年3月，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历史组，经反复酝酿草拟了《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呈递中央审查，邓小平同志批示“原则同意”。特别是关于现代史教材中出现的革命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问题，他尤其强调：“我的名字不要出现，活人以少宣传为好。”后来这份《意见》及相关的批示，成为基础教育和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的重要参考文献。
问题之二，中小学课程教材体系濒临瘫痪多年，一经恢复，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知识内容进入教材（尤其是理科教材）？什么样的新知识能够进入基础教育领域？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一锤定音的依然还是小平同志。他明确表示，“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的东西”。要注意，这里的“外国”，并不仅限于社会主义国家，更特指西方的发达国家。正是在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外交部立刻安排驻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使领馆协助选购一大批最新的中小学教科书，尽快空运回国，供教材编写人员研究参考。国外中小学教材普遍纸张好、印制精良，价格都比较昂贵，经过测算，需要引进的外版教科书大约需要10万美金以上，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篇所述电视剧中的那一幕生动场景。
据人民教育出版社老编审于琛回忆，“1977年9月，数学教材编写组给中央写了《教育革命简报》，反映了日本、英国、美国、法国、西德5个国家的教材都对传统数学知识做了很大改进，充分吸收了现代科学基础知识的情况。小平同志在阅读简报4天后批示：‘我看了你们的外国教材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于琛说，在中学教材中引入微积分和概率统计的初步知识，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已经在西方国家达成共识。于是，在吴文俊等著名数学家的大力支持下，1978年的中学数学大纲和教科书中，也首次出现了“初等微积分”，这被誉为中国数学教育改革与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步。在其他学科方面，我国新编的高中生物教科书第一次引用了“分子水平”概念。物理编辑们在教材中增加介绍了人造卫星、半导体、激光、核能等新技术，还引进了近代物理学（有别于经典物理学）中一些重要观点。高中教材中第一次明确将“认识人地关系”这条主线贯穿于全套地理教材中。
在两个方面下大力气
1978年秋季开学，全国中小学亿万新生如期领到了油墨喷香的新教科书。这套教材自1978年正式出版，直至1993年义务教育学段教材全面“退役”为止，其间虽经历大小几次修订和改编，但基本风格与结构长期得以延续。高中学段的教材一直被沿用到上个世纪末，前后使用年限长达近20年。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回顾这套教科书，它的研究、编写、出版、发行，一直得到小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这在新中国教材建设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人教社来说更是一份珍贵的记忆。这套教材清除了以往教科书中许多极左和谬误的内容，注意到基础知识的选择、智力的启迪和能力的培养，对于促进教育领域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正常教学秩序，起到重要作用。读着这套教材成长起来的60后、70后一代，如今早已成为国家建设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他们回报给国家和社会的又何止当年那10万美金的“一万倍”呢。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中小学教材建设也步入正轨。大家意识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教科书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光要有“教材会战”的搏命精神，更要有严谨的学术态度和长期扎实的科研实践。198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办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创刊，成为新中国第一家课程教材和一线教学研究的学术专业核心期刊。198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领导班子给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陈述为了加强基础教育课程与教材的研究力量，教育部将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署办公，恳请他题写所名给以鼓励。小平同志在百忙之中欣然命笔题写了所名，这也是他唯一一次为一个教育研究机构题名，表现了他对这项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人教社这一教材建设“国家队”的殷殷厚望。
时光荏苒，30年弹指一挥间。
1983年至今，根据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已经先后研究、编写和出版了6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科书，为基础教育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此过程中，大家一直牢记邓小平同志对于教材建设的精辟见解和谆谆嘱托，每一轮新编教材，编辑人员都会在两个方面下大力气：一是重点关注如何将最先进、最前沿的科学技术成果吸收进教材，体现教材的时代性；二是重点关注如何开展多种形式的调研活动，走出书斋深入学校，了解一线教学实际以及师生对教材编写的意见和建议，切实加强教材的适切性。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这是小平同志对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出的要求，也是新时期教材建设的指路明灯。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也不断为教材建设提出前所未有的新课题。
教材改革发展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