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于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０日致信当时的安徽省歙县知事，对其倡导教育、造林、禁赌、禁烟、女子放足，并身体力行亲临深山僻壤宣讲、推行极为赞赏。这位受到陶行知先生赞扬的歙县知事就是我的爷爷汪镜人先生。
一、汪镜人先生生平简述
爷爷家名兆蓉，对外名汪淮，字镜人，后亦用近仁。１８９０年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内，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大。爷爷幼时家境贫寒而聪颖好学，后考入安徽高等师范，与高一涵是同班同学。高比爷爷大５岁，他们学习成绩都很好，当时班上各科前一、二名都被他俩包揽了。爷爷在高等师范读书时是半工半读，一面做学生，一面也做先生兼课，因为是学生就不好给本班兼课，因而与另一位老师交换，由他替爷爷讲课，而爷爷替他改课卷。爷爷同学中后来有名望的人不少，除了高一涵外，还有后来的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教育部长王世杰等。爷爷与陈独秀、于右任、周新民等也有交往，陈独秀、于右任、高一涵等都曾亲笔写过对联条幅赠他，可惜“文革”中被毁。毕业后高一涵因家境较好赴日本留学，而爷爷则因生活负担和帮助弟弟们读书而留下当了教师，后一直当到师范学校的教导主任、校长。
爷爷早年追求进步，抱救国济民的理想先后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和国民党。１９２３年５月，经省教育厅推荐到歙县任知事，一到任就宣布取消官轿仪仗，采取了一些民主、开明措施，同时针对当时封建、愚昧、贫穷、落后的状况，发布《歙县五训》，大力倡导教育、造林、禁赌、禁烟和女子放足，被陶行知先生誉为“实是治歙的入手要策”，并不畏险阻，跋山涉水，亲赴山乡宣讲推行。
爷爷１９２４年１月离开歙县转任安徽繁昌、浙江海宁知县，以后又先后在安徽省教育厅、建设厅、浙江省建设厅、两湖监察使署、花纱布管制局、淮南铁路局等部门任过秘书、处长、主任秘书等职；解放后任衡阳铁路局秘书、编纂，曾获得衡阳铁路系统讲演比赛第一名，为民革成员，１９６２年病逝于湖南衡阳。据老一辈的人回忆说，爷爷为政清廉，平易近人，关心百姓疾苦。对事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不讲情面，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弟弟和子女们教育认真，要求严格，不允许有损公利私和危害民族利益的行为发生。家中对孩子的称呼不允许喊大少爷、二少爷，而称大学生、二学生……，公车从不让子女搭乘。据说在繁昌、海宁任知县时也颇有政绩。爷爷还提倡男女平等，至今我们对父辈弟姐姐一律按排行称伯或叔，如称四姑、七姑、八姑为四叔、七叔、八叔。
爷爷在歙工作时间仅８个月，但他勤政爱民、求真务实的作风给后人以激励和鞭策。爸爸１９５３年调到徽师后，就一直在歙县教育战线辛勤耕耘，献出了全部的爱心和责任心，历尽坎坷而颇有建树，在教育界享有一定的声望；而我在爷爷离开歙县七十四年后，也有幸当选为歙县常务副县长，我时时告诫和检点自己，要勤政廉政，尽职尽责，不辜负百姓，不辱没先人。
二、汪镜人先生与《教育月刊》
为倡导平民教育，爷爷在歙创办了《教育月刊》，该刊由县公署编辑出版。爷爷在《发刊词》中写道：“本刊既为教育月刊，凡新取材，须求其与歙县教育有多少之关系，但求实用，勿骛浮华，因势利导，方可收真正之效果。即以目前急务而论，义务教育如何推行、职业教育如何提倡、平民失学救济何从、女学偏枯均等奚自，以及新制之施行、教学之改进、社会教育之推广、教育行政之改良，凡此诸端，均宜就本地之情形，作适当之讨论。”明确了办刊的目的和宗旨，体现了爷爷求真务实的作风。
现存的两本《教育月刊》，分别为１９２３年１１月出版的第一卷第二期和同年１２月出版的第一卷第三期，因而推算第一期（创刊号）的出版当在同年的９、１０月份。刊物中辟有“意见”、“研究”（调查报告）、“公文”、“介绍”、“佥载”等栏目，每期约２万字左右。爷爷亲笔撰文参加研讨，第二期篇末有爷爷撰写的《（歙南九日讲演记）跋语》，爷爷在《跋语》中写道：“县知事是一个‘亲民之官’，应该常同人民见面，然后民间疾苦，官厅才得深知；官厅意思，民间才能深晓。”第三期篇三有爷爷撰写的《孔子教育与现代教育主义同点引证》，爷爷针对当时的国情，借助“同点引证”的方法，大力提倡现代教育主义思想，其要点有：
“１、引导自发。现代教育主义，首重引导学生内力发动，以展本能。……愤而后启，悱而后发，且举一反三，俾有充分之自得。……自发主义在引起学生自己求知，而供以相当之需要。”
“２、适应个性。现代教育，又重考学生个性如何，而施以适宜之因应，良以内力发动之后，表现各有不同，故必观其本能所在，需要所存。一方展其所长，一方补其所短，因材施教，方可各底于成。”
“３、实际应用。……文所以明学，学所以致用。吾人学文，以其为求知之工具，既知之后，则用尚焉。故文为修学之门，而学为致用之径。能致用则文而实矣。”
“４、趣味薰陶。现代教育所谓趣味主义，其意有二：曰教育须引起学者对于学问自生研究之兴味，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虽欲罢而不能；一曰教者自须在教育之中，感觉真正之乐趣，终身于此，愈久愈浓。予谓人生对于一切事业，均须精神与之相融，自得其中之趣味。趣味既得，则愈苦而愈乐焉。”
“５、破除阶级。……孔子自述其有救无类，凡其来学之诚者，未尝不加以教诲。……人既有求教之诚，即当尽教诲之道，不可因其不肖而拒之，与现代破除阶级之教育主义，何其深相吻合哉。”
“６、进步向上。近人谓现代教育主义，为进步、为向上；……世界进化，宛如逝水滔滔，不舍昼夜，吾人对兹自然界推移之现象，当生其与时俱进之心。……而为进步向上主义之体验者也。”
《跋语》和《引证》体现了爷爷亲民、爱民和崇尚民主、文明、进步的思想，倡导平民教育和促进教育改革的愿望，也反映了他“教育万能”的观点。《跋语》中明确提到这一点，并说“从前我们做官的人，轻易不肯同百姓说话”，百姓不识字，看不懂告示，犯了还要重办，“这就叫做‘不教而诛’。”这次深入到百姓中间宣讲《歙民五训》，感到百姓还是通情达理的，即使是被称为凶险、强悍的深山僻壤，不顾别人挡驾“到底进去一趟，那晓得里头的人，也还欢迎得很”。《引证》中也表达了这个观点，如“教育有神圣之功用，可执人类进化之枢机，为世界光明之主宰，且一施一受，感应极灵，用一分之心力，即收一分之效果，精神酬报，最远最弘”等。这与他多年从事教育，特别是师范教育有关。
现存的两期《教育月刊》中都提到了一个人，即柯日昌。该刊第二期讲爷爷等人抵达旱南（当时为第四区）讲演途中，时任教育区董的柯日昌曾陪同；第三期登载的“安徽省歙县全县小学校视察总报告表之二”中，有“水竹坑私立继述国民学校”的记载，校长就是柯昌日。巧的是，柯日昌是我爱人柯和丽的爷爷，当年这两位热心教育事业的先辈怎么也不会想到，半个世纪后他们的孙辈会成为一家。
三、汪镜人先生歙南九日行记要
歙南九日的讲演活动，应该是爷爷推行平民教育的一次重要实践，由时任县教育主任的吴甲三、义务教育总干事洪熙和北溪小学教育主任汪国雄等陪同前往，并帮助沟通语言。活动详情汪国雄曾写了一篇《歙南九日讲演记》，登载在《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上，爷爷作了《跋语》。主要行程如下：
十月二十九日：清晨县城出发，经呈村降稍息，下午２时到达大阜，在潘家祠堂前演讲。后冒雨到深渡，已打二更。
十月三十日：早晨大雨淋漓，贴禁种烟苗告示及歙县五训，之后乘小舟抵街口已薄暮。
十月三十一日：早起，行至歙淳交界处，阅边。返街口早粥，粥后演讲一小时，便登小舟经米滩到镇口，已天黑上火了。镇口夜路至武阳，住武阳高小。晚餐后演讲，１１时休息。
十一月一日：早粥后参观溪西初小，之后经方村到洽河，贴告示；再到岔口，驻大洲学校。午饭后在吴家祠堂讲演，讲演毕步行３里许上大岭，即为大洲源与昌源的分界。下岭后到唐里，驻足新民学校，进行演讲。之后离唐里，翻山到 溪，已上火了。稍息便赴苏村，晚饭后在苏坡学校演讲，凌晨２时睡。
十一月二日：早粥后分路而行：爷爷和吴甲三、洪熙等赴三阳坑；汪国雄在区董柯日昌和 溪分董方永来等陪同下赴王子源坑，途经坡坦、小源、范家山等处，晚返苏村。
十一月三日：爷爷由三阳坑赴老竹岭、白石源、六甲岭（即金川）等处演讲；汪国雄一路由苏村出发，经石潭演讲，下午赴昌溪已暮。
十一月四日：汪国雄等在昌溪休息；爷爷由三阳坑赴昌溪，晚８时到。大家“会面快极，并互相面述各方经过情形，均以嗟叹道路的难行，其余多还畅快”，并讨论下一步的工作。夜宿文会里。
十一月五日：早粥后，在村头庙坦上演讲，横山店、周邦头等处人均来听讲。演讲毕动身，翻岭抵七贤午饭，饭后赴北岸，下午４时到，在北溪学校吴校长家稍息，即到吴家祠演讲，并勉励北溪学校的学生好好学习。夜宿吴校长家。
十一月六日：早粥后返城；途经瞻淇，在汪家祠堂讲演。下午３时到渔梁，在祟报祠演讲。晚饭后冒雨进城。
爷爷等人此次出行九日，平均每天走五、六十里路，水南、旱南均行至县边境，且跋山涉水，道路崎岖，有些偏僻地方，“官厅从未去过”、“黑夜步行下山，竟把手皮跌破”，艰辛劳累可以想象。同时每到一地，顾不上休息，还要演讲。“讲演的标题，大旨不出那歙民五训：‘养成国民人格：鸦片是顶坏的毒物；农林是我们立国的根本；赌赙是我们的大害；缠足是妇女顶惨苦的事情。’”
九日出行，一是宣传教化，二是考察调研，三是具体推行平民教育，及时处理和解决一些问题。如对办学好的唐里新民初小、北岸北溪学校给予夸奖鼓励；对地处偏远的白石源、王子坑源、六甲岭替百姓委了三位董事，筹办学校，每处贴开办费百元；对有碍地方安定的行为找当事人训话，希望他们痛改前非；劝导整顿村政，明白“哪样该当振兴，哪样该当革除，哪样该当改良”，“唤醒大家帮助地方上造福”等。
九日出行，爷爷也深感民间的疾苦，尤其“歙南妇女，实在非常辛苦”。并觉得此次出行劳动多人，虽然费用由县署开支，不要民间受累，但总感到于心不安，“将来还要格外改良，实行‘轻车简从’，使我们能够容易出门，像这样讲演的事情，就可以常常做去了”。
除这次活动外，爷爷还组织了不少教育实践活动，如整顿县教育会、成立北乡通俗教育讲演所、创办城区平民学校、组织“小先生”活动等。爷爷时已丧偶，他在推行平民教育中觅到志同道合的伴侣，即在屯溪隆阜当“小先生”的歙城闺秀洪端蕙，洪成为我的继祖母，而爷爷则可能因避嫌于１９２４年初离任。
陶行知先生当年致爷爷的信中这样写道：“知行谨为五十万歙民庆幸。……更希望全国一千八百四十三县，有先生这样肯干的人做知事。”我想这是对爷爷的最好鼓励与褒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