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的名著《小的是美好的》主要论述了现代工业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主张超越对“大”的盲目追求，提倡小型机构、适当规模、中间技术等等。邱校长的故事告诉我们，社会和人文环境中那些小的、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事物同样需要关注，它们那里甚至可能蕴藏着解决社会难题、维护社会和谐的良方。
在夹缝中锻造价值（报告文学）
初“识”巨擘 2
时代的呼唤 3
陷阱与沟壑 6
市场与价值 8
沙里淘金 10
说来令人匪夷所思，就在连很多名牌大学都在为毕业生的就业出路无计可施的时候，却有那么一所小而又小的民办土木建筑专业大专学校，以很低的收费，面向弱势家庭子女招生，在建校十七年没有花国家一分钱的情况下，为国家培养建筑专业大专毕业生一千一百余人，毕业学生都能就业。每年暑期之前数月，已经有用人单位捷足先登，那些没能“抢”到毕业生的久久不肯离开……
在位于成都都江堰的这所学校，笔者一次次与它的现任校长、老资格的水利教育工作者邱永卓“摆龙门阵”，希望探索他成功的秘密。
邱校长并不自认为成功，道理很简单：他的学校实在是太小了，至今校园面积只有不足5000平米，五、六间教室，在校生251人，且已难有发展空间，很多孩子只能望而兴叹。更不要说房舍的简陋，男厕所至今仍然是在大城市里早已不多见的“敞开式”。说这话的时候，邱校长眉头紧锁。是呀，这样的一所学校，说得形象些，多么像一株生长在夹缝中的小草？
然而，校园里那些活泼的青少年学子们却异口同声地肯定着邱校长的成功。持同样观点的至少还有他们的家长，以及那些从这里争取到过技术人才的企业主们。
这所学校是1988年开创的，最初的名字是四川乡村建设学校，主办单位是四川晏阳初研究会。1998年改为现在的晏阳初工程学校。探究这所学校的奥秘，显然应该从晏阳初这个名字开始。
初“识”巨擘
晏阳初，1890年出生于四川巴中，后留学美国并于1918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战场帮助华工苦力写家信、教识字的经历，使得他深深感受到中国农民身上被压抑和掩盖的巨大智力资源——“脑矿”。这直接导致了他后来回国团结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以河北定县为基地开展的那场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一干就是十一年，直至在日寇的铁蹄践踏进这片土地前被迫南迁。
晏阳初的一生受到过中国儒家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基督教的博爱、平等思想以及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综合影响。正是在这些思想影响之下，他描绘出“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蓝图。面对着现实社会，特别是旧中国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晏阳初设想以这些思想的混合体构筑的理论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它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安邦定国的指导原则。晏阳初对此深信不疑。他说：“人民是国家根本，本不固则邦不宁。这虽是几千年的老话，但它却是历千年而不朽的真理。”因此，“要建国，先要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中国有四万万之众，但其中80％以上的人民都未受到过教育，目不识丁，这就需要推行平民教育，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培养其团结组织力和经济组织力，以谋求中国社会的进步。他同时认为：“中国是以农立国，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农村是中国85％以上人民的着落地。”中国农村贫穷落后，全国“有眼不会识字的瞎民”绝大多数是在农村。所以，在全国人民中，“最缺乏教育的是这三万万以上的农民”。晏阳初由此得出结论：到乡村中去，为农民办教育，开发世界最大最富的“脑矿”，这是实现“本固邦宁”的根本途径……
邱永卓第一次听到晏阳初的名字是由于一次偶然的交谈。那次交谈在邱永卓心中所产生的，不啻于一场震撼。这位伟大的平民教育家、中国乡村改造的先行者，1943年还曾与爱因斯坦、杜威等人被膺选为“现代世界具有革命性贡献的伟人”。对这位出自自己家乡的世界伟人，为什么自己竟从未听说过呢？探究晏阳初在中国销声匿迹36年的原因，那是历史学家的事。邱永卓之所以无心于此，一个更重要原因在于，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为他那个久存心底的困惑送来了一把似见非见的钥匙。他需要思考，需要理清思路。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晰地感受到一种紧迫的社会呼唤。
时代的呼唤
社会是在解决难题中前进的。上世纪80年代，刚刚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中国与很多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各类人才的就业忽然间成为一大难题。一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城市就业压力空前加剧，二是各类学校培养的人才被源源输送到大的公司、企业，加剧着岗位竞争，为失业大潮推波助澜。但与此同时，得不到“分配指标”的无数中小企业却面临着无法解脱的人才紧缺，艰难挣扎在国家经济的夹缝之中。
在匆匆发展的中国的城市，到处是脚步匆匆的人群。如果追根寻源，所有的匆匆脚步都与各种社会难题密切相关。在匆匆的脚步声中，农村、农民，还有众多乡镇、社队的小企业，都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似乎整个社会的眼界都在抬高，人们再也无暇顾及那些“无关大局”的“草芥”，面对着不停涌动的潮流，都在“奋起追赶”，力求“接轨”，生怕被时代的列车甩在后面。
让我们再把目光移到农村，尤其是农村青年这一边。随着“国”字牌学校逐步提高教育收费标准，连一向被免费的师范生，到了1988年，学费已经高达3000元/学年。普通高校每学年5000-6000元的收费已属于一般水平。对于大多数城市家庭，这样的收费也许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但是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而言，就难于上青天了！农村孩子的困难并不仅限于学费，还包括在学习之外背负着太多的农事、家务，还有几乎等于城市数倍的农村电费，等等。城里人根本不用考虑的完成家庭作业的耗电，农村人却要格外算计。农村电线架设不规范而造成的电力损耗都要由农民负担。
其实，对农村青少年影响更大的还是国家教育经费投入在整体上的不平等。据一篇关于教育现状的专论 统计，从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普通高中，不包括职业高中）的比例来看，城市的升学率从1985年的40%提高到了1999年的55.4%，而在同期的农村，升学率则从22.3%下降到18.6%，两者间的倍数差距从1.8倍扩大到3倍。在31个省区中，当年城乡差距超过3倍的省区达15个，超过4倍的有5个，人口大省山东和河南则分别达到4.4倍和4.5倍。学习费用的高涨、农村地区高中稀少造成的机会短缺、小学和初中阶段教育质量的低劣，以及招生过程中向城镇倾斜的习惯等等，都是造成上述差距的原因。再看高等教育。众所周知，在以地区为单位的高校招生名额分配上，主管部门一贯采取在全国范围向北京和上海倾斜、在一省之内向省会城市倾斜的政策。根据1998年进行的一项对全国37所不同层次高校（大专除外）、1994和1997级学生近7万人的调查，在城乡之间，教育机会获得的整体差距为5.8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则达到8.8倍，即便在最低层次的地方高校中也有3.4倍，超过了城乡居民经济收入的名义差距（2.8倍）。在重点大学中，这种不平等则远远超过城乡之间经济收入的实质差距（6倍）。而各职业阶层间的差距更加明显。农民子女与工人、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进入高等学校的可能性之比为1：2.5：17.8：12.8：9.4。农民阶层与整个非农阶层的整体差距是5.6倍。
可见，农村的孩子处在国家教育的夹缝之中。
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邱永卓，还有与他经历相似的另外一些老教育工作者，熟悉教育领域的所有难题，撇开平等问题不论，单从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而言，就远远无法满足经济和社会改革开放、迅猛发展的需要。那时候国家大专以上学历教育的应届生升学率不足百分之四，绝大多数考生最终挤不过高考的“独木桥”。这些落榜生有文化而无专业，弄得不好就会成为新时期的文盲。其中占多数的农村青年重新回到土地上也肯定当不好一个农民。要使这些孩子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专业人才，就需要对其进行正规的职业教育。
社会在呼唤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利用最短的时间，安排最实用的课程，以最低的收费，招收那些无力承担高额学费，或者因学习基础较差而升学无望的孩子入学。这样做，上应国家之需，下慰民众之愿，对城市建设、农村发展和社会稳定而言，何止是一石三鸟！这呼唤在邱永卓，以及缪仁品、曾庆权、谢成祥、万启农等老人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最好的扶贫方式莫过于教育扶贫，那些高考落榜和家境贫穷的孩子渴望着这样一所学校！
当挑战和机遇就这样交织缠绕着摆在面前时，可以想见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理念，给了这些经历相似、志同道合的老教育工作者怎样的鼓舞。他们觉得，平民教育之平，正是晏阳初教育思想的核心，作为教育家的晏阳初首先是一位思想家。社会缺失了这种平民教育理念，将不断产生一批又一批新的文盲。而这理念一旦畅行，能够将多少社会包袱转化为社会动力！他们决定亲身去践行这一理念。多培养一个是一个，岷江之水不就是由一滴滴形成的吗？
邱永卓正是在这期间得知曾庆权、谢成祥、万启农也曾是晏阳初的学生。都说理念是最好的“粘结剂”。五位为了久存心底的梦走到一起的老人开始八方奔走、长途跋涉。他们先后去了成都、德阳、乐山、新都、邛崃，多方联系、历尽艰辛，先后克服了经费、校舍、行政归属等一个个困难。成都市政府、市科委、市政协、四川省晏阳初研究会和地方教育部门，以及成都大学、省水利学院等，给予了他们巨大的支持。1988年4月8日，学校终于在租赁的都江堰财贸职工学校临时校址正式开课，在寄人篱下八年之后的1997年，又靠着借贷和自筹的30多万元，经过师生自己动手和勤工俭学，在9月份开学时搬进了位于都江堰羊叉村的永久校舍。
与此同时，经过反复讨论确定了学校的办学目标:“实施职业技术教育，为地方经济建设培养应用型人才”。学校奉行“培育人才，服务平民”的宗旨，实行“以学养学、集资办学、量入为出、略有节余”的财务原则，“宽进严出、中期淘汰”的自主招生原则，以及“自费读书、不包分配、进入市场、择优推荐”的毕业生去向原则。学校指导学生面向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等就业。为了充分体现受教育权的平等，学校对所有学生实行免试入学，实行低线收费（每学期800元，对家庭特别贫困的学生可减免），同时在年龄、地域、户口……等方面放宽限制。学校实施两段式的“2+2”学制，即初中毕业生施行两学年的基础文化教育，两学年的专业技术教育。高中或同等学历直接进行专业技术教育。进入专科层次之前通过国家统一的成人高考取得成都大学入学资格，成绩合格，学习期满，毕业后取得成都大学专科文凭。
川北巴中，小雨下了一天一夜，一辆长途公共汽车小心翼翼地爬行在蜿蜒崎岖的乡村公路上，在鱼溪镇停了一下又远远地开走了。淅淅沥沥的雨看不出有停下来的意思。邱校长和当地中学老师马力等一行三人下了车穿好雨衣，沿着山区公路走了一段，停在一个岔路口，面对着泥泞的山路，盘算着怎样安全地爬上眼前这段斜坡。川北农村山路崎岖，一下雨就更难走了，而对于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则是难上加难，这一路下推上拽，上高山下陡坡跌跌撞撞地走过来，湿漉漉的身上已经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这是2002年暑期下乡招生时的一幕。那天他们走进七大队一户刘姓人家一看，跟很多农家一样也是家徒四壁。女主人看见来了客人，赶紧把一个背篓倒扣在地上，算是让客人有了个体面的“坐处”。家里的男孩子显然知道来人的身份，看上去毫无表情地依在门框边静听着这场决定自己命运的谈话。一说到儿子的读书，女人未开口先流泪：
“他爸爸在外打工，挣不到几个钱，家里没得钱供他读书。”
“学校对特困户学生可以免除学费，只交生活费。”邱校长说。
女主人用那只黑乎乎的手抹了一把眼泪，摇了摇头，算是作答。交谈无果而终，男孩子脸上渐渐布满了泪水。告别时邱校长拍了拍男孩子的肩头，想说些什么，却一时又觉得语塞……
这样的场面，邱校长见了太多太多，多年来时时萦绕在他心头，挥之不去……
建校以来，学校每年都要派人去巴中、南江、通江、平昌这些偏远、贫困的革命老区招生。拿2001年来说，就曾在6个县19个招生点开展工作，走家串户20个村和18所中学，历时70余天。共同发起建校的五老都先后经历过徒步山村的那样一幕。没有资金打广告，为了宣传学校扩大影响争取生源，只能如此。老人们起初根本没有想到，真正让他们劳神费力的还远不是山村乡野的这些有形的峰巅坡谷……
陷阱与沟壑
在社会经济发展大潮的冲击下，事物的发展往往令人始料不及。经济开发的热潮忽然间提升了地价，学校当初投入20万元买下的五亩地，到2002年已经飚升到60万元。邱永卓不是商人，压根儿体会不出“货品增值”的巨大快感。但是，有人“替”他体会到了这一点，来自不同方向的一双双眼睛一刻也没有停止贪婪的觊觎和策划。
一天，“地面儿”上的几位头面人物找上门来要求“座谈”，开场白竟是一通高帽子的“轰炸”：老革命，老领导，老教授，老教育家……，“轰炸”之后果然是刺刀见红的“短兵突进”：
“邱校长，我们觉得您干得太辛苦了，还是休息吧，把这块地转让给我们做娱乐业。”
邱永卓忍住心中的怒火，继续和声解释道：“我对这些娃娃们有过承诺。学校停办了，他们的前程咋个办嘛？你们办娱乐还是找别的地方去吧！”
“那好，我们这里要修路，叫你先出10万元！”。这批人更比“山大王”多了行政权力。
“你们不要为难人，我这么个情况你们都看得见，咋个出得起10万元嘛。”
“拿不出钱你就关门！”
邱永卓再也压抑不住：“那好，我等着你们来给我关门！”说完甩手走了出去。
此事后来得到当地领导的干预。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对方被迫做出和解姿态，按照当地老习俗，提着一片猪肉，四条面粉和一面锦旗前来道歉，口称那天的话都是玩笑。这样的一个“玩笑”当然一点儿都不好笑，好笑的是那面锦旗上的措辞：“支援与友谊比什么都重要”。
硬的不行通常还有软的，明的不行自然就是暗的。不久之后，一个在当地颇有些呼风唤雨手段的人物找上门来声称要“合作办学”。大概由于其父与邱永卓曾是老相识，不仅张口闭口都是“邱叔”，而且带来了当下兑现的“诚意”：出手22万元收回了学校已征用但未付款的2亩地，使得学校面积一下子扩大到了7亩。有了这块地，几年来建一座教学楼的梦想就将实现，邱永卓满心欢喜。谁知就在事情刚刚有了一些进展的时候，对方忽然提出要更换法人代表。更换法人代表就是要邱永卓让出土地权。让权没有关系，邱永卓更看重的是事业本身，于是提出：只要先建好教学楼，马上让权。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个不经意提出的要求迫使对方图穷匕现。那人脸一翻，立刻反诬邱永卓违反协议，几乎天天来校吵闹，逼着他马上赔钱。
“还不上钱就让位！”那人美梦未醒，显然断定这块曾经令自己魂牵梦绕的肥肉已是囊中之物。
邱永卓自己和亲属的钱已经都投入到学校建设上，平日所共事和熟悉的人中多数没有什么积蓄，学校忽然走到了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更有多少农家孩子的前程命运悬于一线！
在紧急召开的员工会议上，大家憋了一口气，一定要想办法还上这笔钱！一场无声的较量在平民利益和贪欲之间展开。全体员工，专职的和兼职的教师，或者倾其所有，或者向亲友举债，齐心协力地要帮助学校渡过难关。有的人是辗转听说之后主动送上门来的。人心的主体总是朝向正义。22万元债款终于按约在年底那天如数奉还。一场精心策划的吞并阴谋被彻底击败！邱永卓事后才得知，那人也是要搞娱乐城赚大钱，与前期出场的那些供人支使的“急先锋”属于同一个利益共同体。
建校十七年来，类似这样的沟沟坎坎已经说不清经历了多少。赤裸裸的黑色敲诈，“高雅”些的打着“合作”幌子的欺骗，各色嘴脸的干扰虽然难免造成一定的损失，但所幸没能伤到学校的元气。
地价的高扬并不可能为学校缓解哪怕是一丁点儿资金上的困难，为了扩大办学规模，尽可能地解决更多孩子的读书问题，邱永卓还得沿门托钵，争取社会的支持。
1996年，原来租借的校舍到期，不能够续租，急需征用新的地皮，建设新的校舍。一个姓吴的私企老板慷慨应允出20万，一家企业的经理答应了10万，还有几家小企业分别答应支持5万元，算来总共可以集资70万元。但是，运行刚刚启动，开支已经发生，邱校长登门去要求兑现承诺的时候，老板们却一个个都变了脸：“企业的情况一时一变，你办学校是给共产党办事，应该去向共产党要钱。”邱永卓一下子明白了，这些满脑子盈利的商人只信奉“等价交换”的原则，完全不知社会责任为何物，于是拂袖而去。原本寄予过无限希望的70万元，就这样像海市蜃楼般地幻灭了。
深秋的川西平原，气温已经明显下降。走出大门，一股冷风迎面吹来。邱永卓原地站了一会儿，想让冷风更多地带给自己一些清醒。那一刻，他想到了无数次在乡下看到的娃娃们渴望读书的眼神，想到了晏阳初当年为乡村建设在世界各地沿门托钵的事。一丝苦笑掠过，他忽然感到自己更加坚定了。
好在企业家们并非都只认钱，尤其是一些从本校走出去、已经小有发展的学生，时常能够在关键时刻向老校长施以援手。与资金问题相比，一些必须与行政部门打交道的报批事项往往更需要韧性的坚持。应当说邱永卓遇到过很多满怀责任感的官员的支持与关心，但是也遭遇过一些冷眼、刁难。在一些人眼中，改善投资环境、吸引资金、开发大项目、刺激GDP上升，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政绩，而唯独对民办平民教育这类事情难以产生兴趣，觉得它们既远离市场热点，又毫无价值可言。
市场与价值
在巨大的压力面前，邱永卓也不止一次想到过回家休息。家里人也不忍眼看着他以古稀之年在外面奔波劳顿，早出晚归，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但是不管思想怎样一次次斗争，朦胧晨曦中早练的学生们仍看得见校长魁伟矍铄的身影，暗夜灯下贪读的学生们仍听得到校长催促熄灯的声音。因为，校长内心受到的所有伤害都很快被另一种事物抚平了，那就是一批批的学生从这里走向社会，走向成功。
一次，邱校长因事去德阳，见到了分配在当地工作的一位97级优等生刘柏彬。在饭桌上，刘柏彬高举酒杯向老校长敬上了一杯酒，说：“邱校长，你对我恩重如山，我今生今世会加倍报答！”言语中两行热泪已滚落下来。毕业后在当地公司顺利发展、一路晋升的他，那一刻想到了自己遭遇家庭不幸，跟着奶奶艰难度日的童年，更想到了学校让自己通过值守校门减免学费、伙食费的特殊优惠。这些年来学校经常收到感谢的来信和电话。更有人尽自己所能，在母校困难的时刻慷慨给予支持。所有这些，都反过来带给邱校长和老师们以巨大的精神慰藉，使他们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工作的价值，鼓舞着他们在艰难中坚持下去。邱永卓说：“面向城市市民和农民群众子弟，让广大平民百姓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我们的这一条宗旨经历过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也曾经受过金钱至上诱惑的考验，都挺过来了，今后也永远不能变。” “既然学校冠的是晏阳初先生的名，平民教育的办学理念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对于工程学校这样一株纤弱的幼芽来说更是这样。建校伊始，学校上下就具有足够的清醒：职业市场竞争激烈，只有点点滴滴、默默无闻的努力，只有汗水的结晶，才能为自己构筑良性循环的坦途。有了这样的认识，弱小也许反而成为了优势。经过所有师生共同的努力，他们渐渐地走出了建校初年的困境，开始赢得社会的承认和肯定。最先是用人单位，继而是更多曾经抛来过鄙视目光的人。而一旦得到社会的尊重与关注，以招生为关键环节的运作链就开始走上了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
农村和弱势家庭孩子的课业基础究竟怎样？我们听过了太多“山村飞出金凤凰”的故事，很容易把动听的故事看作普遍的规律。但是更多的统计结果却与此截然相反。艰苦的学习生活环境和沉重的经济负担，对多数人而言不可能不成为翻越知识大山的巨大障碍。
针对多数学生基础薄弱的特点，以及就业形势的要求，学校确定了“三点”：“理论知识扎实一点，专业适应面宽一点，实践能力强人一点”，在课业侧重、培养方法、讲授与实习等环节上都注意体现这“三点”的指导方针，大大强化了毕业生的工作适应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比如对“建筑工程”专业学生辅之以“水利工程”和“道桥工程”的课程，费时不多，却大大拓宽了学生的专业面和就业面。
学校那一间兼做书报室之用的荣誉室里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奖状、奖旗，时间从建校的次年到近年，奖项有：社会力量办学先进集体、成人教育先进集体、先进基层党支部等等；颁发者有四川省教委、成都市教委、都江堰市政府、四川省水电厅机关党委……。邱永卓本人也获得了数不清的个人奖项：社会力量办学先进个人，成人教育优秀工作者、优秀党员……。《都江堰报》、《四川日报》、《经济文化报》、《中华老年报》、《成都建设报》和多家电视台、电台，如：四川电视台“今晚10分”、重庆电视台“巴蜀风”、河北保定电视台、成都电视台等，先后报道了学校的办学经验和奋斗历程。然而，任何荣誉都不及学生的成功更令邱校长和他的同事们感到欣慰。
杨帆，88级学生，毕业时受聘德阳市诚信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兢兢业业连续工作15年，现任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第一分公司经理。
陈三吉，1990年受聘公安系统的成都市福通工程公司，从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总工程师一步步走上了副总经理的岗位。
熊家润，89级学生，毕业后回老家帮助老父亲料理“工程公司”业务，同时受聘巴中市建设局，当技术员、工程师、质检站站长。现任该地级市质检大队大队长，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杨静林，1991年受聘德阳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1996年德阳“12.8”大事故（11层在建大楼垮塌）后，在公司员工纷纷自找门路之时，他坚持参与重振公司，终于使公司走出困境。公司现更名为“万泰建筑工程公司”，杨静林任公司项目经理、总工程师。
90级的赵祖宏，1994年专升本考取重庆建筑工程大学本科，毕业后在都江堰市兼任两个公司的总工程师，后受聘为西藏日喀则综合设计院院长。
96级何峥嵘毕业后进入光大集团都江堰公司，并很快成为技术骨干。在此后先后六次人员调整中，她每次都被作为留任人员的首选。
1995年进入学校“工民建”大专班的周文健，毕业时主动报名支边要求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三师四十团建筑工程公司实习期刚满就被任命为正经理。他在工作中表现出很强的综合素质，任职的两年内就将公司多年来欠下的一千余万元债务还清，并有盈余，受到团部的佳奖。
如果说个例终究难以概括整体，那么一个个找上门来的公司老板们的“用脚投票”总该是学生整体素质最有力的证明了。成都华达水利工程公司徐伯枢经理说：“这里出来的学生用得，很有才干、很成熟，工作又勤奋。所以年年我都要来聘选你校的学生。”
毕竟市场只承认价值。
什么是价值？体现在一个建筑专科毕业生身上的价值链，除了组织施工、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更应该包括爱岗敬业、吃苦耐劳等思想素质。学校培养方向的特殊定位更凸显了思想素质所应占有的价值份量。令很多人不曾想过的是，晏阳初工程学校的毕业生在这方面表现出超强的优势。条件相对艰苦的童年生活经历，较早开始分担父辈肩上的生活重压，等等，在影响他们知识积累的同时，也为他们注入了坚韧的“基因”。而这一项，在市场岗位竞争中也许是更重要的因素，却曾经被很多人所忽略。农村孩子身上的这些可贵的闪光点及其价值意义，是在职业市场大潮的反复淘洗中才显露出来的。企业主们渐渐发现，那些费尽心力网罗来的“高枝鸟儿”最终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飞走了，在艰苦和偏远地点施工的时候这一趋势尤其明显。只有那些经历过贫寒历练的学子成了工地“棒打不散”的铁定成员，对待工作尽心尽职。在付出了一次又一次“学费”之后，那些小老板们终于悟出真正能够为工程盈利的是实干精神而不是“花瓶”。一些抱定了“优越意识”的“国”字号学校也许永远弄不明白，通常需要校方掏钱的学生实习环节，为什么一所民办学校的实习生反而可以从工地领取报酬？他们忘记了供求律和价值规律这些经济生活中的铁律。
近年来，企业主动上门要人已渐成趋势，学校已经不需要为推荐就业花费很大精力了。偏见的扭转当然缘自于市场，因为只有使用价值才是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带来利润的核心价值。俗话说得好：是金子总是要闪光的。
沙里淘金
邱永卓，1956年在四川水利专修科毕业后，随着新建的“四川省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原四川水利学校）来到都江堰，当教员、班主任，后来先后升任科长，厂长，后任水机校副校长，校长，八十年代转行，先后任学校副书记，书记。与邱永卓在晏阳初工程学校共同开发“脑矿”、锻造价值的，除了另外四位老人，还有一批德技双馨的老教师。师资本来是办学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但相对而言并没有花费学校创办者们太多的心思。学校起步之初，曾任过水利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的邱永卓在刚性的年龄划线面前不得不做出退休的选择。五老中的另外四位也都情况相似。他们以己推人，已经对师资力量的征聘方向有了一个大概的盘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国家正经历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城市经济改革的阵痛，一批企业陷入停滞，大批学识深厚的技术骨干被迫在年富力强时离职下岗。都江堰由于历史的原因，集中了一大批这样的优秀水利工程建筑人才。正是这样一批“余热”丰足、具有奉献精神却身处社会夹缝的水利建筑及土木工程专家被请上了晏阳初工程学校的讲台。
这就是为什么刚进校门的新生会觉得这里的老师“那么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很快又发现自己的老师学养纯熟、经验丰富、敬业爱岗。
当然，教师队伍中也不乏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专业教师。省水电学院、川农大和中国水电十局等单位都有副教授、高级讲师等来校应聘。退休的女教师兰桂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长时间从事教学。如果回到她的家乡松潘县做返聘教师，工作条件要好得多，月收入也可达1000元以上。感动于邱校长的平民教育理念和办学精神，兰桂玉最终选择了这所远离亲人、收入也少得多的学校。为了培育孩子们成才，她把自己的心都放在了孩子们身上，在教学以外尽心竭力地做思想工作和日常管理。一天，一位曾经失足、后被兰老师挽救回来的孩子发自肺腑地向她喊出一声“兰妈妈”。那以后连一些外班的学生也开始这样称呼她。她病了，学生们来到她的宿舍，为她洗脚，打饭，洗衣服，甚至超过了为自己的妈妈所做的。
王德煜，水利学院的一位测量学教授，教研组长。面对几千以至上万元月薪的外出测量工作，他谢绝了，却一门心思要在这里做四、五百元月薪的任课教师。他说，就冲着这里的平民教育理念，我要一直“跟到底”。年终时分，熟人见面总会说起分红或奖金的话题。晏阳初学校没有余力向教工发放奖金，邱校长的特殊方式是请同事们到家里来小聚一下，显然只能视作“精神奖励”。
在夹缝中求发展还需要有一个相对良好的社会氛围。周边一些相关单位对这个特殊的“邻居”伸出了友谊之手。多年来学校的实验课、计算机课一直是在邱校长曾经任职的水利学校见缝插针地安排。一些出去以后发展比较成功的学生也在实习、就业等方面给予了母校极大的支持。
现在，五位开创者已经故去了一位，唯一在岗的、71岁的邱永卓也考虑在保证学校目前运作秩序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全身而退。
邱校长之所以有足够的理由认定自己的成功，更因为这成功是在夹缝中实现的。他和一批同样怀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同事们，遵循晏阳初平民教育理念，通过教育造福社会的功勋事业，应当成为当今民办教育的一面旗帜。
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的名著《小的是美好的》主要论述了现代工业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主张超越对“大”的盲目追求，提倡小型机构、适当规模、中间技术等等。邱校长的故事告诉我们，社会和人文环境中，小的、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事物同样需要关注，它们那里甚至可能蕴藏着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的良方。
都江堰，向以二千五百多年前李冰父子创建的岷江分水工程闻名于世。鱼嘴、飞沙堰、宝瓶口，这些巧妙利用自然资源，趋利避害、造福一方的水利设施，当之无愧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杰出典范。二千五百多年后，同样是在都江堰，当一批水利行业的后来者在社会夹缝中投身于艰难凿进、兴学利民的新工程，巧妙利用社会资源为国家锻造新价值的时候，有谁知道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先人睿智的启迪呢？
周靖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