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陶行知教育思想 推动上海基础教育转型发展

                            ——在陶行知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

编者按：此文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尹后庆先生发言全文
 

今天，民盟上海市委、市侨联、市教委等联合举行陶行知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共同缅怀陶行知先生的崇高精神和伟大事迹，这既是我们后人学习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教育理论的一次重要活动，也是我们广大教育工作者谋划教育改革和转型发展的一次交流研讨。我们对有关各方支持和参与本次纪念活动表示感谢，对坚持学陶、师陶和研陶，发展陶行知思想、深化教育改革发展的教育工作者表示钦佩和敬意。

一、陶行知先生及其教育思想与上海渊源颇深

众所周知，陶行知先生是从上海出发，踏上赴美留学旅程的，学成归国后又曾先后在上海工作、生活长达七年之久，他光辉一生的最后100天是在上海度过的，上海是他的第二故乡，上海人民也在内心深处把他当作家乡人。不论是他健在时还是仙逝后，上海始终以多种形式学习和践行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早在1950年11月，上海就成立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后更名为上海市陶行知研究协会。1986年，上海市陶行知纪念馆落成开馆，纪念馆的主要任务是宣传陶行知教育思想，对有关文物资料进行征集保管和研究，着重为推进借鉴应用陶行知教育思想深化教育改革的实践和研究服务，参加中小学教育改革实践等工作。60年来，上海依托研究会、纪念馆，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下，对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学习和研究，编印《陶行知生平图片展》并在沪、苏、皖等地巡展，先后出版《陶行知文集》、《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实践》、《民主之魂——陶行知的最后100天》、《20世纪陶行知研究》等书刊。在陶研会和纪念馆的协助下，上海教育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等单位先后制作了《陶行知》、《一代名师陶行知》、《陶行知生平、创造教育、师德》、《陶行知——篇末发表的序》等电影、电视和专题片。上海还于1980年创办《陶行知研究资料汇编》会刊，1988年更名为《行知行》（季刊），累计出版204期，并自2006年4月变更为电子版刊物。

除广泛开展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学习和研究外，上海还积极尝试将先生教育思想的应用于教育教学实践。在学校层面，不少中小学纷纷从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中汲取养分，进行总结凝练，并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如闸北区和田路小学的“创造教育”、宝山区行知中学“真人教育”、徐汇区东安路第二小学的“求真教育”，在教育教学实践中都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在区县层面，宝山区、闸北区、徐汇区、虹口区等在市陶行知研究会的协调下，先后成立了区级层面的陶行知研究组织，其中宝山区在学习和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做法尤为突出。

宝山区是陶行知思想在上海生根发芽的地方。1932年，陶行知先生在上海《申报》发表了《古庙敲钟录》，提出要创办一个由全村人民共同管理的学校，以普及教育。他在文中提出的关于创办工学团的设想，很快在宝山区大场乡村实现，并取名“山海工学团”，工学团把工厂、学校和社会连成一片，向封建传统教育发出了新的挑战，成为当时继晓庄师范学校以后，又一个试验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基地。山海工学团把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思想付诸实践。地缘、人缘的有机融合，促使宝山在长期的学陶过程中，把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逐步积淀成自己的教育文化基质，从而激活了学校特色发展。早在上世纪90年代，宝山就启动了“大场陶行知教育思想实验区”建设工程，区教育局发布《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规划》，动员全区各中小学、幼儿园、职业学校、成人学校、校外教育机构和进修学校全面学习和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宝山区成立了宝山区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所，并依托研究所先后开展了多项市级课题研究，其中，“教学做合一的创新性学习”研究是当时全市研究性学习过程中的一大亮点。进入21世纪，宝山先后获立“宝山区教育新文化建构”以及“德业兼修”等两大市级课题，这两大研究都是在陶行知教育思想影响下设计和实施的，前者把宝山区学陶作为一种教育文化建设的内容，后者则是深化和发展了陶行知先生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重大命题。期间，在宝山区推动下，上海建立了学陶师陶主题公园（行知公园），并在2002年以陶行知教育生涯为主线，重建陶行知纪念馆。重建的陶馆对山海工学团的课程设置及其上海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做了详尽梳理，体现了上海特点，使得陶行知先生在上海的实践创造得以复原和传承。

二、陶行知教育思想不断融入上海教育改革实践之中

60多年来，上海教育界坚持学习陶行知先生的教育胸怀、教育理想、教育思想和教育智慧。我们将之作为师德建设的重要抓手，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崇高精神，以及“爱满天下”的博大胸怀，时刻激励着全市教育工作者投身和奉献教育事业。当然，教育是需要融合科学和艺术的事业，我们既需要崇高的教育精神，也需要科学的教育方法，以正确的思想和手段培养学生。因此，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学术界和基层学校老师纷纷加强对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希望从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主张中汲取推进上海基础教育转型发展的“养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和接纳，生活教育理论所具有的开创性、实践性、前瞻性和人民性特点，即使在今天仍然颇具生命力。

陶行知先生认为，生活即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他始终把教育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认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同时，教育要改造生活，推进生活的进步。这种对生活与教育紧密联系的思想，已经融入上海教育的发展历史之中。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就提出要重视第二课堂建设，关注学生的校外生活。在随后进行的两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上海都充分重视融合书本知识与生活经验。无论是一期的活动课程、还是二期的拓展型课程、研究型课程，都从课程制度上保障了学生关注生活、了解生活并在生活中学习和成长。

社会即学校也是陶行知先生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凡是生活的场所，都是我们教育自己的场所”。传统的学校教育必须改革，采取开放式办学的理念，把办学延伸到社会中，以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陶行知先生开放办学的思想与当前我们强调的“开放办学”这一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是一脉相承的。上海非常重视学工学农教学内容的落实：我们投入巨资建设东方绿舟等校外活动基地；我们重视社会机构资源的系统开发，不少学校开发了博物馆校本课程，部分区县还对本区内社会机构资源进行系统整合，如静安区的N项学习，卢湾区的护照学习等；我们重视高校资源开发，特别是在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方面加强高校与中小学的密切合作；我们重视现代信息技术背景下学习方式的变革，如积极推进网络学习和电子书包等。

在教学观上，陶行知先生一贯反对死读、死教、死学、死考，提出“教学做合一”理念，提倡手脑并用，知行结合的教学观。他认为，教师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教师要教好学生首先自己要学好，反对为了考试而教。陶行知先生还认为，创造力培养的根本途径是教学做合一。他说：“创造教育就是要采用启发的、自动的、手脑并用的、教学做合一的方法，以取代主观主义的、填鸭式的、被动的教学方法。”回顾几十年来上海教育的发展进程，一大批教育同仁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前赴后继地开展教育试验与创新探索。上世纪60年代，育才中学的段力佩先生提出了以“先学后教、以学论教”为特色的改革尝试，形成了“紧扣教材、边讲边练、新旧联系、因材施教”的十六字教学经验和“读读、议议、讲讲、练练”八字教学法。十六字教学经验和八字教学法的核心是学生先读先议，教师再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有针对性地讲解和指导，最后通过练习和实践检验学习成果。改革开发以来，上海先后涌现了一大批新鲜的教改经验，如青浦区的数学教改、静安区教院附校教改等。这些经验的核心也是基于学生学的教学改进。向明中学、和田路小学等学校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以学生动手动脑相结合的创造教育，目前，创造教育已得到教育界的广泛重视，上海二期课改明确规定，在初中、小学设置探究型课程，高中开展研究性学习，从制度层面鼓励学校提供各种机会，让学生进行科学探究和发明创造。此外，不少学校还自主开发了各类专门实验室，学生在其中动手动脑，做中学。为激励和推动基层学校和教师提高教学有效性，上海自2007年开始，着力于提升校长的课程领导力，通过学校内部教学管理常规的优化和规范化、加强教学视导等方式方法，提升教师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引导广大教师关注教学改进，为学生的学习和创造提供更好的环境。

三、在上海基础教育转型发展中进一步弘扬陶行知教育思想

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十一五”期间，上海基础教育事业取得了辉煌成绩，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我们把基础教育作为重要的民生事业，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着力完善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坚持高标准普及基础教育，主要的普及指标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我们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教育政策的基本取向，着力均衡配置城乡教育资源，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同时高度关注和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实现了全部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或政府委托的民办学校免费接受义务教育；我们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作为重要任务，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不断深化课程改革，推进生命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加强师资和校长队伍建设，教育质量得到持续提高；我们把改革创新作为发展动力，主动改革、先行先试，用改革破解难题、保持优势，完善了区县统筹义务教育发展的管理体制，探索了委托管理、管办评分离的管理方式，鼓励学校改革实验，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全国影响的成功经验，极大地激发了基础教育改革活力。最近，在教育部评选的基础教育最高奖——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学研究成果奖中，上海共获25个奖项，其中一等奖8项，一等奖获奖数居全国之首。同时，在首次参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评中，上海学生在科学、数学、读写能力三项测评均居全球65个参与测评国家和地区首位，上海基础教育的质量已经得到国内外教育界同行的肯定。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当前上海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依然存在一定挑战，主要表现在：一是基础教育资源的布局与上海城市形态布局调整之间仍不相匹配；二是基础教育资源的总量相对于正在来临的入学高峰仍然存在显著缺口；三是当前的基础教育理念和模式尚不能满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要求；四是人民群众对基础教育优质、多样的需求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有限的矛盾依然存在。

应对这些挑战既要坚持传统的可行办法，又要创新思路和举措。在今年3月召开的上海市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上海提出了基础教育转型发展的思路，要在教育价值、教育质量、培养模式、教育评价和教师队伍上用新的发展思路为指导，促使上海基础教育发展的价值、目标更加凸显对人的关注，手段和方法更加符合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我们或许无法从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主张中直接得到破解难题的“钥匙”，但是不容否认，其实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所包含的精华、他的教育胸怀和改革魄力都是今天上海推动基础教育转型发展的宝贵财富。

例如，我们在办学问题上要学陶行知先生的榜样，推行教育家办学。温家宝总理多次提出教育家办学的理念。他指出，教育家需要具备三个特点：第一热爱教育，第二懂得教育，第三要站在教育的第一线，不是一时而是终身。温总理提出教育家办学，实际上是在回答教育内涵发展和转型发展的大势下“该由什么样的人来办学校”的问题。当前，教育事业已经进入新的以人为本的内涵发展与转型发展阶段，它对课程设计、教学实施、师生交往、教师专业发展、教育管理、学校文化建设等各领域都提出新的要求。陶行知先生一生始终饱含着对国家的热爱、对教育的热爱、对孩子的热爱，他通晓但不迷信外国教育理论，他抛弃了象牙塔里做学问的生活，到城市贫穷之地兴办平民教育，到偏僻农村兴办乡村教育，长期在第一线行动、学习和创造。我认为，陶行知的所思、所为，为我们指出了一个办学的路径和方向。

又如，在课程改革上要以陶行知先生为榜样，从文化自觉的高度审视课程改革。陶行知先生虽然留学美国，师从美国著名教育哲学家杜威，却反对“仪型他国”的洋化教育；他自小接受传统教育，却反对“沿袭陈法”的中国封建教育。纵观其一生的思考和实践，他主张通过教育试验，创造性地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就是一种文化自觉。陶行知先生在山海工学团的教育实践中提出的六大普遍训练（即：军事训练、生产训练、科学训练、识字训练（小先生制）、民权训练和生育训练），是一套完整的成人教育课程体系。这是陶行知先生在其生活教育理论背景下促成的课程改革，在当时是一种课程创新，即便在今天，其所蕴含的设计理念和行动精髓也不过时。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学习陶行知先生的思想和实践，要在课程观念、课程设计和实施等过程中增强文化自觉。只有这样，才能为上海基础教育的转型发展提供持续不断的精神动力。

再如，在培养学习自主上要学习陶行知先生关注学生主体意识的思考和实践。当前，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学生作为自主学习个体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常常被学校和教师忽视或者淡化，由此导致学校培养的学生自主意识很强，但自理能力偏弱。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独立自主、独当一面。陶行知先生当年提出小先生制，让学生教家长认字，教伙伴学习，尽管在当时确实存在有点不得已而为之因素，但它是有效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发展了学生学习主体的角色。我想，这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学生、发挥学生主体作用、优化师生交往方式和途径、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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