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作为中国杰出的人民教育家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委任的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洲、北美、北非、东南亚等26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宣传中华文化、中国大众教育事业和中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为传播中华文化、增进中外文化交流、促进海外华侨及侨社团结御侮抗日救国，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是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世界和平的国民外交使节。
1936年8月初，陶行知抵达伦敦出席世界新教育联合会举行的第七届年会。陶行知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大众教育与抗日救亡运动的专题报告。8月下旬，陶行知赶赴巴黎会见刚由国内抵达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钱俊瑞和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陆璀。钱俊瑞带来了国内口信：全救会和全国学联决定委派陶行知、钱俊瑞和陆璀分别代表这两个组织，作为“国民外交使节”，向欧美各国人民及华侨宣传抗日救国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呼吁世界各有关国家政府和人民及海外华侨同情、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陶行知一直在上海地区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华北危机和“一二九”运动发生后，他与上海文化界爱国进步人士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等先后发起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陶行知参与了救国会的组织筹备、纲领宣言起草和活动具体领导，是救国会主要领袖之一。特别是他在出国途径香港时接受中共代表潘汉年的指导，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四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的最低要求”，响应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建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引起社会各界很大反响，受到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回忆：“救国会前后，文件在内容上，在措词上，有许多都经过陶先生逐句参酌的。陶先生是一个性情温柔，意志坚强，考虑周详，认识清楚，在救国阵营中极不可少的人才。”
1936年8月31日，陶行知与陆璀作为救国会和全国学联代表前往日内瓦出席由世界学联等进步青年组织发起世界青年和平大会。陶行知指导了中国学生代表团的组成、大会发言等工作，并建议中国代表团邀请各国青年代表举行恳谈会，争取各国青年支持中国抗日救亡。9月3日，陶行知由日内瓦转赴布鲁塞尔，会同钱俊瑞出席世界和平大会首次会议。中国代表团由陶行知、钱俊瑞、陈铭枢、陈友仁、王礼锡、胡秋原等14人组成，陶行知被推选为代表团主席。会议期间，陶行知指导协调中国代表团活动，起草制定中国代表团的大会发言稿和其它文件，负责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分会的工作。他向各国代表报告日本破坏东亚和平和中国人民为保障和平所从事的抗日救国运动，博得了各国代表的理解与同情。陶行知在大会召开的第二天起草了中国代表团“告和平与中国之友书”，吁请各国人士遵照国际公约，制裁侵略，由英、美、中、苏等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共同组建太平洋集体安全，两天内即有数百名各国代表签名支持。
1936年11月9日，陶行知与陆璀抵达美国纽约，受到美国朋友，中国留学生和爱国华侨的热烈欢迎。
美国“中国人民之友社”、美国青年大会、美国学生联合会等进步团体，负责安排陶行知、陆璀在美的参观访问活动，组织座谈会、演讲会，与美国各界人士交流。陶行知到纽约后，很快拜会旧日的老师杜咸、克伯屈，鲁夫、孟禄等教授，参加原哥伦比亚大学同学以及在美东南大学同学的聚会宴请。当他以中国倡导新教育运动的著名教育家和救国运动领袖的身份重返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时，受到学院师生的热烈欢迎。他向哥伦比亚大学的师生作了三场演讲，介绍中国民众教育的成果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并解答了何种义务教育可以救国，学校怎样办民众教育，学校教师怎样指导学生运动，师范生应受什么训练才能做现代的教师，什么是民众永久的力量，以及如何对待因爱国运动被开除的学生等问题。世界和平大会由英国著名和平运动倡导者塞西尔勋爵、法国激进社会党领袖赫里欧等人发起，其目的是协商保障和平的实际办法，动员各国人民起来反对使人类同遭厄运的侵略战争，建立国际集体安全。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有4900余人。
他还与钱俊瑞拜会了苏联代表团团长、苏联全国总工会主席锡握尼克，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社长、法国上议院议员加善。大会结束时，陶行知起草了中国代表团《致国际和平大会主席书》，他写道：“为使国际和平运动在远东更有效的发展，以及使这个运动在远东与西方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参与比京会议的中国代表诚恳地请求国际和平大会的常务会议尽速派遣代表到中国去，以资常务委员会与中国委员会有以联系。我们深信大会此举对于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运动大有裨益，而为中国人民所欢迎。”
9月12日，陶行知与钱俊瑞，陆璀返回巴黎，受到巴黎中国学生会、书报社和华侨抗日救国会的热烈欢迎。在为他们三人举行的欢迎会上，陶行知向留学生和爱国华侨作了“怎样才可以救中国”的演讲，他说：“现在要救中国没有其他办法，只有抵抗。……抗日的办法有三种：第一是经济抵抗，第二是文化抵抗，第三是武力抵抗。三者要并行。经济抵抗，在消极方面要抵制日货，在积极方面要提倡工业。文化抵抗要提醒大众，教育大众，使大众能觉悟、组织起来。武力抵抗就是一切的实力派，一切的党派都能联合起来，一齐抗日。”他强调指出，联合抗日有三种联合，第一是国内联合，最主要的是国共要合作，第二是联合受压迫的日本老百姓及尊重民族平等的日本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军阀，第三是联合全世界爱好和平、不主张侵略的人们。他的演讲富有哲理，且通俗易懂，又有诗歌比喻唱和，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鼓掌。
早在8月下旬陶行知、钱俊瑞、陆璀三位国内救国会代表抵达巴黎，尚未出席世界青年大会和世界和平大会之前，即竭力鼓吹建立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团体，各国侨胞纷纷响应。于是，陶行知与陈铭枢，王海镜、李岷、胡秋原、王礼锡等12人组成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筹委会常委，并由陶行知．胡秋原、王海镜等人于8月24日发表告海外同胞书，号召全欧侨胞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在抗日救国共同目标之下，团结一致，举行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自布鲁塞尔返回巴黎，陶行知即于9月13日与筹委会常委及英、法，德各国侨胞代表组成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筹备会，负责邀请各国侨胞选派代表来法出席大会，并起草各项章程及文件。
9月20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在巴黎举行，到会的有英，法，德、瑞士、荷兰等国侨胞代表及各国友人四百余人，其他旅居比利时，苏联、意大利，土耳其等国的侨胞，也都纷纷函电，表示对大会的热烈祝贺与支持。陈铭枢首先向与会者介绍了陶行知等三位国内代表，他说：“今天，欧洲华侨破天荒地在这里集会，首先应该感谢国内三位代表的努力。”陶行知向大会作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之再度说明》的演讲，陈述了要求停止内战，反对包办救国，实现国共合作等12条意见，每讲一条意见，即赋诗一首比喻说明，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位大众诗人的演说魅力。大会最后决定正式成立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通过会章，规定该会的宗旨是不分党派、阶级、职业，信仰，唯以团结华侨抗日救国及增进侨胞福利。大会宣言则提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国内一切爱国志士所呼号的联合救亡，其关键实在于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全国各党各派团结抗日。
陶行知在西欧奔忙月余，促成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使国内救国会的抗日救亡运动与海外侨胞支援抗日救国的活动结为一体，并影响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正义斗争。这是他游历欧洲的最大收获。10月18日，陶行知在伦敦滞留期间，他拜会英中人民之友社的扬格先生和夫人，会见侨胞领袖和留英学生，实地考察海德公园的言论自由，对海德公园的自由气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天下公园为游乐，唯有海德最奇特。午后每逢星期六，议论纷纷如鼐沸。……言论自由不干涉，让人指名首相骂老贼。……可爱的海德啊1殖民地里看不见小海德。……盎格鲁撒克逊的家，没有护照到中国。”
11月4日，陶行知与陆璀乘船离开英国前往美国。在离开伦敦前，他俩于10月30日上午一同去了伦敦海格特公墓，在一片草丛中找到了墓号为24748的卡尔·马克思墓。陶行知在墓前摄影留念，并写下了《马克思墓》一诗，表达他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敬仰。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以后，陶行知又二次前来拜谒马克思墓。陪同他第二次瞻仰马克思墓的中国共产党人吴玉章曾有生动的回忆，他说：“回忆陶先生，我想起了1938年2月，我们同出席伦敦世界反侵略大会的时候，一同去瞻拜马克思的坟墓。我们在一片荒域里，找寻了几遍，才
发现恩格斯所题的墓志，而惊叹这一旷世伟人之墓，竟这样平凡。这象征着生要和大众打成一片，死也要和大众打成一片，才是真正的伟大。这和陶先生要知识分子在人民大众之中，为人民大众服务，做人民大众的‘人中人’，而不是站在人民大众头上，做人上人之思想，是相符合的。”正因为如此，陶行知在1938年6月回国途经伦敦时，再次瞻仰马克思墓。三次拜谒马克思墓，正说明他与马克思在争取人类解放的信仰上，是相通的。
奔走北美 纽约爱国华侨和中国留学生则借陶行知、陆璀访美的东风，推动抗日救国活动的开展。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学生抗日会邀请他们前去演讲座谈，各界华侨社团，工会以及华侨学校则请他们亲临参观座谈。11月19日，纽约全侨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华商总会及所属各大商号、中华会馆、致公堂、宪政党等党派团体以及各华侨报刊代表联合举行欢迎陶行知陆璀访美公宴，陶行
知借此机会结识了一批华侨社团的领袖人物。随后，陶行知逐一回拜各华侨社团，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到各华侨学校访问演讲，向在美出生长大的华裔介绍祖国的锦绣河山和各种特产与风物，教育华侨子弟热爱中华，启发他们支援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正是在陶行知等访美的推动下，纽约全侨抗日救国会于11月22日通过决议，加入国内全救会，与祖国同胞团结一致，为抗日救亡而斗争。
陶行知抵达美国开展抗日救国宣传甫始，国内发生“七君子”事件的消息传到了美国。11月23日凌晨2时，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派出8个特务小组，会同英、法两租界的捕房西探，分别到陶行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的家里捕人，除陶行知已先期出国未能捕到外，其余7位救国会领袖同时被捕，不久被拘押于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沈钧儒先生回忆说：“陶先生幸事前因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并受 ‘全救’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宣传中国人民抗日主张，以正世人视听而出国了，否则，陶先生一定和我们一起，而成为‘八君子之狱’了。但陶先生也因此而得第二度通缉” “七君子”事件是南京国民党政府迫于内外压力，顽固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所制造的“救国有罪”的政治冤狱，也是中华民国史上一件最大的冤案。消息披露，震惊中外。国内各党派各救亡团体及各界人士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要求立即将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宣布无罪释放。国外旅居欧洲、北美、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和华侨抗日救国团体，以及罗曼·罗兰、罗素等国际知名人士和世界和平大会理事会，纷纷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恢复 “七君子”自由。
陶行知在美获悉“七君子”被捕消息，义愤填膺，心急如焚，立即联络旅美华侨发起援救“七君子”运动。他与陆璀、胡秋原，陈其瑗、冀朝鼎、柳无垢、李信慧等33人发表《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0，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立即释放“七君子”，立刻对日抗战，切实保障人民救国运动。“若谓沈、章诸先生有罪，是我四万万同胞均为有罪也。”响应这份倡议书签名的爱国华侨达三百余人。与此同时，陶行知积极联络杜威，孟禄等美国教授参加营救“七君子”活动，经过他的努力，由杜威领衔，爱因斯坦、孟禄、罗格等美国社会名流学者教授作家16人联合署名的一份电报发至南京：中国南京蒋介石委员长、孔祥熙部长、冯玉祥将军：中国处境困难，至表同情。我们以中国朋友的资格，同情中国联合及言论结社自由，对于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位学者被捕的消息传到美国，闻者至感不安，同人尤严重关怀。
然而，国民党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一意孤行。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处罗织“十大罪状”，对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七君子”提起公诉，并扩大此案，通缉陶行知等人。起诉书把沈钧儒、陶行知等人组织救国会，发表抗日救国和联合战线的言论，均认定为是“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罪证”。其中特别指出，陶行知等人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以及陶行知对《生活日报》记者谈话，称红军为中国三大实力集团之一，是“有意为共产党张目，并削弱民众对于政府及国民党之信仰”。
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引起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愤慨与不满，纷纷发表宣言、函电和评论，举行群众集会，开展更加广泛的营救运动。宋庆龄等人发起名震一时的救国入狱运动。中共中央则发表宣言：“要求立即释放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及全体政治爱国犯，立即取消对陶行知等一切政治犯之通缉令。”
“七君子”事件一波未平，“西安事变”一波又起。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与西北军将领杨虎城联合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消息传到海外，引起各种疑虑和评论，有人担心内战再度爆发，有人担心中国历史倒退。
陶行知则在1937年元旦创作《倒退十年歌札回顾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奉劝蒋介石国民党幡然醒悟，跟上历史发展的步伐。诗中写道；
新年新岁，我愿倒退，
倒退十年，也不后悔。
十年之前，要好个倍，
东方睡狮，不肯再睡。
中山遗嘱，读得有味，
国共合作，亲如姊妹。
农工商士，联合军队，
全民阵线， 力量最伟。
动员北伐，军阀崩溃，
汉口租界，一天收回。
内蒙无恙，满洲无伪，
华北无私，冀察完备，
将今比昔，地图破碎。
汉奸逍遥，忠又有罪。
万年古国，靠谁保卫?
一想再想，对而不对?
莫再徘徊，也莫流泪。
走错了路，赶快倒退，
退到生路，再向前追。
陶行知在诗歌的“题记”中写道：“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幽默大师林语堂先生答世界电讯记者说：‘如果张学良杀了蒋介石，则中国将要倒退十年。’我希望蒋介石先生平安回来，但倒退十年啊，那真是退到黄金时代去了。别的不说，那时我和现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先生代表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前去考察中山大学，预备对中山大学加以补助。我们坐的是一只日本船，船到头，青年客人在船头上召集旅客水手开会，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船主一双乌溜眼睛呆呆望着，没有办法。我高兴起来，大碗喝酒，几乎喝醉。回想当年，恨不得把它一把抓住。抓不住它，只好唱一首《倒退十年歌》来追思已往，启示未来。”
正如陶行知所期望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得国内形势的发展，渐渐趋向第二次国共合作。然而，在美国联络各界华侨，共同支援抗日救亡的工作却遇到许多实际困难。
陶行知到美国后，对北美华侨的历史与现状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北美华侨中间历来存在致公堂、民主宪政党、国民党、共产党等各党派的活动。仅纽约一地，就有各党各派控制的《民气报》，《三民晨报》、《少年中国晨报》、《纽约商报》、《纽约公报》、《先锋报》等各种报刊，以及代表华侨各群体利益的中华会馆、华商总会，崇正会、安良工商会，中山同乡会、协胜堂、联成公所、宁阳会馆，洗衣馆联合会、餐馆公会等社团组织。长期以来，华侨各党派、堂会、社团、报刊之间，门户之见甚深，笔战、舌战连年不休，甚至有严重的堂会械斗，最严重的一年中因堂斗而死的侨胞达六七十人之多。陶行知形容：“在这样情形之下，要想把侨胞团结起来，好比是急水滩头拉船上岸，这是千难万难。”
在陶行知抵美前，北美侨胞的救国运动已有一定发展，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各主要城市纷纷成立华侨抗日救国会，纽约全侨抗日救国会还曾发出号召，呼吁美洲华侨联合起来，召开全美抗日救亡大会。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后，这一呼声更加高扬。陶行知、陆璀抵美后，又四处宣传鼓动华侨联合。到1937年春，纽约侨界已有合作之势，但华侨领袖相互猜疑，隔阂难除。陶行知为消除华侨领袖的彼此成见，曾写了一首诗劝告他们说：
你以为，
我以为，
你我之间出了鬼。
有鬼掣我的肘，
有鬼拉你的腿。
灵魂正在渡河，
桥梁被鬼炸毁，
扑龙通儿一齐掉下水
笑煞东洋鬼。
他还采用华侨喜闻乐见的拆字游戏，宣讲联合抗日的道理。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进展不大。受国民党影响的一些华侨团体则一直对陶行知等人的访美活动，采取敷衍或冷淡态度，再加上陶行知再度遭受通缉，开展活动更为困难。幸而陶行知与致公堂领袖司徒美堂等人的关系搞得很好，对他们作了很多工作，从而在致公堂的支持和帮助—F，他与陆璀前往美国其它城市如华盛顿、波士顿、底特律，芝加哥、费城、西雅图、洛杉矶，旧金山等地的华侨社团，学校继续宣传抗日救同。
同样，陶行知在美国各阶层人民中间所进行的反侵略宣传工作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美国远离东亚和欧洲，一般民众对德日法西斯逐渐形成威胁世界和平的两个侵略战争的策源地，没有直接的危机感，在相当一部分人中间普遍存在着不关心欧亚局势变化的 “孤立主义”情绪，并且对中国政府的妥协退让不抵抗政策难以理解。因此，陶行知等在美国的宣传活动很难打开局面。他回忆说：在美国的第一年，“美国人眼看我们中国一块又一块的国土被侵略者掠夺而去，没有抵抗，认中国人为懦夫，完全看不起中国人，到处不好讲话。”即使在这种境况下，他仍坚持不懈地利用各种机会向美国人民宣传解释，呼吁他们起来谴责日本在东亚的侵略行径。他在美国各地的大学、图书馆协会、红十字会，基督教女青年会、外国教士会，国际扶轮社、教师协会、电影艺术协会，地方电台，甚至餐馆，到处发表演讲，以一个中国教育家的坦荡胸怀，与美国人民交谈，解释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破坏了列强在远东的均势，法西斯主义的阴影正在威胁世界和平，美苏英等国有责任协助中国建立太平洋集体安全，呼吁美国人民共同为和平而努力，支持中国为和平的抵抗。
1937年“七七”事变芦沟桥的炮声，和“八一三”上海抗战的爆发，使世界各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看到了中国军民奋起抗战的决心和勇气，看到了国共合作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所聚集的巨大力量。陶行知切身感受到了这种勇气和力量在华侨和美国人民中间所产生的影响。
北美华侨在支援祖国抗战的旗帜下走到一起来了。8月20日，旧金山华侨首先成立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接着芝加哥的华侨联合起来，最后纽约各界华侨也在1朋7日的万人大游行中联合起来，并成立了以致公堂领袖司徒美堂为首的抗日筹饷总局。在洛杉矶，16个华侨社团结成统一的联合会，过去是死对头的各派华侨领袖在一张桌上办公，讨论捐款救国。筹饷募捐支援祖国抗战，成为各界华侨的一致行动。有一次，陶行知亲自率领华侨上街演讲募捐，身后跟随的二十位华侨少女，穿着华丽旗袍拉开一面巨大的旗帜，观者无不动容，纷纷掏出美金，几十元几十元地丢在旗上。他还组织华侨歌咏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上街演唱，编写捐款救国和抵制日货的诗歌，在华侨中传唱。他教会洗衣工人在洗好的衣服口袋中放入宣传抵制日货的卡片送往家家户户，并依靠他与华侨洗衣馆联合会的联系，迅速在各大城市的华侨洗衣馆推广此法。至于他去参加各地的讲演会，座谈会、读书会，则是夜以继日，四处奔波。陆璀曾回忆说：全面抗战爆发后，“华侨中爱国热情高涨，到处都欢迎我们去演讲。陶先生演讲的特点是通俗、生动、幽默，引以形象化的譬喻和大众化的诗句，妙趣横生，因此很受欢迎。”
陶行知为北美华侨的联合奋起救国，付出的辛劳和贡献以及由此产生的教育作用，是巨大的。他自己曾总结；美国华侨犹如秋蝉脱壳，新华侨从旧的背景里活跃出来，好比是新生的孩子， “我也可算是接生婆之一”。这个比喻是恰如其分的。
同时，陶行知在美国人民中间的宣传活动也有了很大的进展。他曾回忆说：“自从‘八，一三’抗战以后，美国人中看不起中国一变而为极端敬重中国，……他们那种极端敬重中国的热烈情绪是最令人感动的。我在第二年，无论到何处演讲中国抗战情形，入场和出场的时候，听众全体肃立，一致热烈鼓掌，表示对英勇抗战中的中国致最崇高的敬意。在讲演的时候，一提到中国反抗侵略的话语，听众即一致欢呼，一致鼓掌，有如山崩海裂似的，一提到日本这个名词，即一致发出怒吼的声音，表示他们极度的愤慨。”借助这一有利形势，陶行知马不停蹄地在美国各地演讲，拜会各界人士，宣传民主国家应支持中国抗日。他再次会见杜威，争取杜威同意，为他起草宣言，并代他致电甘地，罗曼·罗兰、罗素，爱因斯坦等人征得同意，于1937年12月8日发表杜威、甘地、罗曼罗兰、罗素、爱因斯坦等五位国际知名人士的联合宣言：声援中国抗战，谴责日本侵略，呼吁对日禁运。
为扩大宣传，陶行知多次离美出访墨西哥、加拿大，并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理事会。
1937年8月底至9月下旬，陶行知前往墨西哥，受到墨西哥政府公共教育部、中国人民之友社、墨西哥妇女人民线阵和华侨致公堂的欢迎。他应邀在墨西哥大学讲学十天，介绍中国的大众教育运动，并向妇女人民阵线发表演讲，为她们撰写了专题论文《墨西哥的女性》，号召墨西哥妇女联合起来反抗资本家与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剥削，争取妇女的自身权利。他出席了墨西哥华侨抗日救国会、华侨妇女抗日救国会，华侨工人，致公堂、商会等团体举行的座谈会，欢迎会，并亲临华侨小学讲演。他还参加了庆祝墨西哥独立127周年纪念日活动，并会见了墨西哥总统。他在离开墨西哥时所致的告别词中，呼吁墨西哥人民与中国人民结为兄弟，停止以武器军火供给敌人，停止以港口供给法西斯国家，团结一致，“以与共同的敌人作战为我们友谊的开始”。
在北美期间，陶行知曾四次访问加拿大。1937年?月第一次访问加拿大，主要是会见温哥华的各界华侨代表和留学生，帮助组织温哥华华侨抗日救国会。1937年11月第二次访问加拿大，则是应加拿大国会的邀请，前往多伦多向国会议员演讲。他在讲演中向加拿大人民致敬，介绍中国渴望和平与民主，正在以反抗侵略的抵抗争取自由、正义与平等的和平。呼吁民主国家支持中国，不要帮助和平与民主的敌人。他还应加拿大反战大同盟的邀请，作了题为《中国的战争》的演讲，揭露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实质原因，介绍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共同抵抗侵略的实况，提醒人们注意战争不会仅限于中国境内，呼吁加拿大人民援助中国抗日。1938年1月第三次访问加拿大，则在20天内走遍了加拿大各主要城市，在当地的民众大会，学校、国际研究所，教堂，华人社团发表演讲，会见当地的市长、银行家、局长、工人，华侨等各界人士。此时，加拿大40多个社团联合号召抵制日货，并酝酿组织医疗队去中国。陶行知把对加拿大朋友的感激之情与观赏尼亚加拉大瀑布所产生的诗意，融合成一首《和平之威力》的诗歌，献与加拿大的朋友：
默无一言我面对着尼嘎拉，
洋洋乎大哉这水之交响曲，
在动人心灵的美乐中，
我接到了加拿大之智慧的忠告。
让我们想象这小小的水点，
何等的渺小而微细1
在高岩上一经联合奔向前，
便成为打破距离层的威力。
爱护和平与民主的朋友，
高高的倚在象牙塔之上，
要对准着一个目标团结前进，
只有这时情感才变成力量。
这力量大于尼嘎拉之水力，
能阻止侵略战争之加于中华。
等到无奴隶的和平降临在大地，
自然而然地也会繁荣加拿大。
1938年3月至4月第四次访问加拿大，陶行知在一个多月内再次遍访加拿大各主要城市，到各大学，师范学校、中学、基督教青午会、电台、公园以及致公堂、中华会馆等处演讲。他在温哥华组织成立华侨歌咏团，推动演戏捐款，并勉励侨胞说：“现在我们争取民族解放，是排演一出伟大的历史戏，世界是布景，中国是舞台，日本是配角，中国人是戏中的主人翁，而整个人类都是看戏人。我们若以演戏的艺术来争取我们的自由，自然可以叫座。”此时，陶行知在美国曾会面认识的白求恩大夫已率医疗队去了中国，他闻此消息，激动不已，在加拿大医疗援华委员会举行的演讲会上说：“我真诚地感激白求恩大夫，感谢加拿大人民和医疗援华会，……中国为之奋斗的理想和加拿大的理想是共同的，这种理想就是和平、自由、正义和民主。”随后，陶行知用他在加拿大及美国演讲、募集的钱款，购买医药器材通过宋庆龄在香港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转交白求恩医疗队。
陶行知四访加拿大的活动，为增进中加人民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直到50年代，加拿大友好人士访华时还对陶行知的儿子说： “您父亲的声音和形象，在加拿大人民的心中是永不消逝的。陶行知博士是第一个架设中加友谊桥梁的人”。
1938年2月，陶行知出席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委员会议，再次前往欧洲。 2月12日，世界各国援助中国抵制日货大会召开，陶行知参加了大会技术委员会的讨论，协商对日经济封锁，为加快对日禁运，可由工人决定如何处理作战物资，以影响本国政府采取抵制日本的行动。会后，陶行知访问了英国的利物浦，爱尔兰的都柏林、荷兰的鹿特丹、海牙、阿姆斯特丹，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布鲁塞尔、法国的巴黎等地，每到一地，即访问当地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并与各国中国人民之友社联络，鼓动支援中国抗日。最后于3月初由法国返回美国。 ”
在频繁的出访活动中，陶行知在美国休斯敦甜近的港口看到，占地数英亩重达几百万吨废铁堆积成山，正在等待装船运往日本。原来，中日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中立”的立场和“不干涉”的政策，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禁止属于美国政府的商船运送军火、武器和军事器材去日本和中国。然而，日本急需的石油、废铁、汽车、飞机及其零件、钢铁等均不属于军火、武器，不在禁止范围。从1937年到1938年，美国对日本的输出总额，每年都保持在2亿美元以上，军需物资在其中所占的份额，1937年为58％，1938年为66％。这使陶行知感到抵制日货，对日禁运不能仅限于宣传鼓动，满足于烧毁日本领带和丝袜，而是应该深入美国工人群众，发动他们参与抵制日本。于是，在美国海员工会、码头工会的帮助下，他亲自率领留学生和爱国华侨到港口码头向美国工人宣传，号召他们拒绝为日船卸货和装运战略物资。为了向美国人民说明对日禁运的必要性，陶行知与留美学生胡敦元、林霖、林雨苓等人在华盛顿成立中华经济研究社，专门调查美国输往日本战略物资的情况。调查结果表明，1937年美国运往日本的战略物资占日本进口战略物资的54．4％。陶行知则利用这一确凿的调查材料在各种集会宣传说：“中国每死伤一百万的战士中，有五十四万四千人为美国所杀I”引起美国国会议员的重视，将此材料刊载于参议院公报，并为《纽约时报》引述，震动一时，于是美国人民中间普遍地提出一个口号：“不参加侵略。”美国工人还发动了几次罢工，拒绝装运输往日本的战略物资。直到陶行知离开美国之前，在一次临别演讲中还幽默地对美国朋友们说；“我回国参加抗战去了。如果有一天我给日本的炸弹炸死的话，请你们不要忘记：我的身体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四是给你们美国炸死的’ “横贯欧陆我去也”
1938年6月15日，陶行知离开纽约，向东经伦敦、巴黎，横贯欧陆返国。此时的心情与两年前相比已大不相同。出国时，肩负重任，怀着让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急迫感和责任感．如今，则是在举国一致抵抗侵略，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和海外侨胞齐声支援中国的怒吼声中，听从国内各方面的征召，满怀激情地回国参加抗战。而且在回程路上，处处可以看到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热烈场面。两年来环游世界播下的种子，已经结出果实。
横贯欧洲时，陶行知作了环游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捷克、德国，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希腊的旅行。
在罗马，尽管处于墨索里尼法西斯统治，他仍然访问了华侨组织的抗日救国会。
在柏林，适逢“七七”事变周年纪念会在柏林中国大使馆举行，他向200多名来宾发表演讲，称七月七日是中华民族造历史的又一章， “七七”事变的意义在于：打破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妄想；打破了世界对中国的误解，造成了中国民族的统一。中国抵抗到底，必定胜利。他还深入调查德国对中日交战的态度。从阅读希特勒《我的奋斗》和德国报刊的报道，感受到德国法西斯是与日本站在一起的。他在柏林参加华侨抗日救国会活动还受到纳粹法西斯打手的骚扰。但同时，他也接触到德国下层人民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
在巴黎，他访问参战华工联合会、亚西华工总会、旅法华工联合会，参与讨论如何抵制日货，并帮助营救因努力从事抗日救国活动而被法国当局拘捕、驱逐的华侨领袖。 7月14日，他参加了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举行的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大游行。
在雅典候船时，他专程去了苏格拉底狱，对这位古代先哲因敢于讲真话而被羁绊于石牢，深表同情，摄影并赋诗一首：
这位老人家，
为何也坐牢?
喜欢说真话，
假人都烦恼．
由雅典登船去非洲，经开罗，过苏伊士运河，红海，前往印度，陶行知踏上归国的最后一段路程。
在开罗，参观访问有千年历史的伊斯兰教爱资哈尔大学，相遇3工名中国回教留学生，其中还有一名是他的学生。留学生们向他报告：抗战以来，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在开罗国际广播台广播《告世界回教民众书》，号召全世界回教同胞联合起来，抵抗侵略我们的敌人，打倒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留埃学生部长沙国珍与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校长达浦生，共同著述的《关于中日战争告世界回教同胞书》一书，埃及各报章杂志皆争先登载，曾得到埃及人民与当局的注意。埃及华侨曾在开罗组织战区灾民救济会，并设分会于亚历山大。该会屡次印行传单，宣言劝告回教世界群起抵抗日货，对中国作物资经济的援助，并由会员慷慨捐款二次，购买救国公债。尤其令他感动不已的是，留学生们陪伴他参观金字塔，在尼罗河畔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在远离祖国千里之外的古国沙漠，居然听到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吼声，使这位大众诗人激动万分地写下了如下诗句：
巍巍金字塔，
浩浩尼罗河心
法老如犹在，
惊醒问谁歌?
由埃及登船，过苏伊士运河，出红海，入印度洋，同船共行的有40余名回国参加抗战的中国留学生。陶行知指导他们组织唱歌团，每日练歌演唱一小时，后又组织医药急救班，为日后参战作准备。人未回国，心已归国，海轮上已开始战时教育活动，抵达锡兰科伦坡与学生们分手时，还赠诗相约：
他日土。相见，
东方大战场。
愿作东道主，
洗尘黑龙江。
8月初，陶行知抵达印度，作了为期10天的参观访问，实地考察了印度的教育，拜会印度著名作家、利：会活动家泰戈尔，印度议会议长博塞和印度不合作运动领袖甘地。在与甘地的会谈中，双方交流了民族解放运动和大众教育运动的经验。陶行知向甘地建议，希望印度国民大会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抵制日货，支援中国。因为印度是日本输出商品的第三大市场，印度抵制日货，无疑是对日本经济的沉重打击。甘地则约请陶行知撰文向印度人民介绍中国大众教育运动的经验。陶行知离印登船后即应约撰写了《中国的大众教育运动》一文寄给甘地。陶行知的讲演和论文受到了印度人民及其甘地的欢迎和称赞。
穿过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抵达新加坡，当地华侨青年列队唱歌热烈地欢迎陶行知。与二年前陶行知初抵新加坡宣传抗日救亡联合战线时相比，如今的新加坡华侨抗日救国的爱国激情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陶行知与华侨青年有以下有趣的对话：
华侨青年介绍说：“我们竭尽全力的抵制仇货，不用仇货。’
陶行知问：“对于那些贩卖仇货的同胞，你们是怎样惩罚他们呢?”
“如果有人贩卖仇货，我们对于大商店则罚他数千或数百金元，充作救国金。”
“小商店和小贩怎样办呢?’
“那有很好的办法。”一个青年朋友得意的说：“我们对付这些人，比如说小贩吧，那我们是在夜间聚上几个人，把那犯事的小贼引到僻静的小巷内去，割下他一只耳朵，再犯再割他一只。”
“你们一共割了多少人的耳朵了?”
“算起来是有一百多人了。”
陶行知则劝说教育他们：“耳朵割掉了不能再长，这是耍改作风的。对于那些无知的同胞们，是应该用极大的热情去说服他，教育他，并且要为他们想办法才行。你们要帮助小贩们研究贩卖别的东西去代替日货，那就更好了。耳朵割下来容易，装上去万难。我也希望得到一个机会和小贩谈谈，如果他们失掉耳朵，听话就不大方便，还是让他们留着吧。
越南西贡，是陶行知归国途经的最后一站地。他考察了越南教育实况、华侨社团组织及其抗日救国活动，并在华侨团体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讲。当他介绍长期暗杀械斗的美洲洪门致公堂华侨在抗日救国声中团结一致，尽弃前嫌时，一些失和达11年之久的越南华侨，深受感动，第二天即接吻联欢，和好如初。
总计陶行知出国两年多的行迹： ?次进美国， 6次进法国， 5次进英国， 4次进加拿大， 3次进比利时， 3次进德国， 3次进锡兰， 2次进埃及， 2次进印度， 2次进新加坡，到过1次的国家和地区为：墨西哥、爱尔兰、荷兰，瑞士、意大利、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黎巴嫩、巴勒斯坦、吉布提、马来西亚、越南。他向世界人民和海外侨胞送去中国人民矢志抵抗外来侵略的意志和决心，又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爱国华侨支援中国抗日的深情厚意带回给祖国人民，出色地完成了“国民外交使节”的历史使命，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恂丽的一章。曾一度与他共同在国外从事宣传活动的钱俊瑞作过这样的评论：陶行知是一个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和大诗人。 “他是国家之宝。我们祖国有了他，是我们极大的光荣。在世界范围内，他为我们祖国添上万丈光芒。他曾向全世界发射出我们祖国所特有的和十分杰出的火花。”（行知行供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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