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语
在宝山，有一条被命名为行知路的道路和一个名为行知路的地铁车站。以地铁车站为圆心，画一个圆圈，可以从南到北看到大华行知公园、陶行知纪念馆、行知小学和保留着赵家花园育才旧院的行知实验中学。再往北走，有行知纪念广场和山海工学团遗址。
篇一
1946年7月中，沪上媒体刊出一则消息：“陶行知主持之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已决定在沪举办社会大学，开学日期定本月25日，每逢星期二、四、六日下午四时至六时上课……”按照原定计划，为避免当局取缔，社会大学将以“生活教育社社员暑假进修班”的形式开办。
此时距离陶行知4月离渝抵沪不足半年。抗战胜利，百废待兴，来到上海后，陶行知不知疲倦地奔走于学校复校、和师生谈话、发表关于教育的演讲之间，马不停蹄地到各大中小学以及工厂讲演了100多场。他满怀豪情地告诉自己的好友翦伯赞：“我想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函授大学、新闻大学、无线电大学、海上大学、空中大学，让整个上海都变成学校，让上海五百万市民都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7月25日开班这天，按照计划，陶行知应该到“生活教育社社员暑假进修班”开办大会上讲话。
夏日上海的蝉鸣声阵阵，但翘首以盼的师生们，再也没能等到陶先生的到来。
7月25日当天中午，陶行知突发脑出血逝世，享年55岁。
他把生命最后的百日，永远定格在了上海。
篇二
陶行知是在23岁时，第一次来到上海的。
1914年，陶行知正是从位于今天宝山吴淞的上海招商局码头出海赴美留学。出海前，他在这座大都会，学会了取食面包的顺序、喝汤的方式，以及如何使用刀叉等西餐礼仪。
和他同行的留学生，在前往美国的邮轮上兴高采烈。他们白天在甲板抛掷绳索取乐，晚上弹琴唱歌，船上伙食丰富，大家年纪相仿，青春洋溢，似乎只有陶行知快活不起来。他独自下到船底的煤火舱里，看到“几个赤膊的活人像天津鸭子一样在那儿烤着，烤出一身的黑油！身上、脸上、手上黑得如同他们所烤的煤炭一样黑”。
陶行知多年以后回忆：“这是我与火夫们第一次见面所得的印象，简直像硝镪水刻到我的心窝里。我明白了：乘长风破万里浪，代价是火夫们的泪与血。”
第一次到上海，从上海扬帆远航，走下甲板的关怀的视角，奠定了他此后一生事业的基础。
陶行知最后一次到上海，人生航行在此停驻。去世前几个月，陶行知的朋友记错了陶行知的年纪，特意送了一幅字恭贺陶行知五十岁。五十五岁的陶行知笑着答复诗一首：“但愿不知老将至，发奋忘食给人助。”
篇三
陶行知与上海结缘更深的一个节点，在1932年。
此前，寄托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和乡村教育思想并付诸实践的晓庄师范，被当局强制停办。学校被解散，师生中多人被捕，陶行知遭遇通缉，不得不避居上海，后去日本避难。到了1931年1月，虽然当局撤销通缉令，之前被强制停办的晓庄师范的校产也发还了，但是复校的希望落空了。陶行知遭遇困厄，但没有放弃他的乡村教育的实践理念。
文人拿起笔，就是武器。在陶行知创作并在《申报》连载的小说《古庙敲钟录》里，他以敲钟工人自传的形式，讲述了敲钟工人通过庙产兴办工学团、造福乡民的故事。小说问世一个多月后，陶行知于1932年5月起草了《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并成立了乡村改造社筹备会，决定筹备创立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的工学团。
那么，这个工学团应当办在哪里？陶行知和他的伙伴们选择了宝山。
之所以选择在宝山，而非上海更为热闹的市区，基于陶行知深层次的教育理念：远离当局的干扰，建立在上海附近的乡村，并且是没有学校的地方，能够在办学的同时服务于当地农民。“二里以内，有五个小的村庄，交通比较便利，没有学校，有破庙、民房、公共建筑物可以租借的，不在大上海发展的方向。”
看似理想的觅校指南真的要落实却不容易。上海周边有的乡村不愿办学，有的乡村庙里供奉着神佛，有的排斥外来陌生人。但在大场，有一户农民因为风水不佳的原因，正要出租一幢新盖不久的住宅，此宅成了陶行知一见就拍板定下的办学地址。
10月，在大场孟家木桥和小侯家宅地区，孟家木桥儿童团开学，陶行知为其取名“山海工学团”。因为这里位于宝山和上海的交界处；因为“九一八”事变后，希望用山海关的名字警醒全民团结抗日；也因为陶行知希望学生“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
翌年，宝山县政府正式批复了山海工学团的合法办学地位。至此，山海工学团正式扎根大场地区。学生上课学习书本知识，课后参加木工、漆工、种植、织袜、养蜂等团体生产劳动，学着种棉花，也和当地农民商量着一起推广棉花良种。
陶行知也在同一时段出版了《教学做合一讨论集》。
陶行知很忙，但他并非一个工作狂。
1946年7月23日，《新民报》记者写道：
“陶行知日前到大光明看电影，短裤赤足着布鞋，收票人以陶未穿袜，斥为衣冠不整，拒陶入场。陶默立于侧，见有赤脚高跟鞋贵妇人傲然入座，以此为证，上前力争，收票人无辞以对，此美国留学生大教育家方得看到了电影。”
一个工作繁忙，但依旧保有看电影情趣的人；一个为教育筹措资金难以计数，自己却不修边幅的人；一个立于名流显贵中，但心中傲气志气不灭的人的形象从这则短短的逸闻里，活泼地突显出来。
篇四
山海工学团体现了全新的教育理念，更为当地村民打开了一扇新窗。
看到村民对医药感兴趣，山海工学团办了一个小型义诊的诊所，为农民免费治病并宣传卫生知识。看到村民也来看师生的歌舞文艺表演，山海工学团索性每周五都向当地村民敞开表演，放映电影，开放图书馆。陶行知还向农友讲解科学知识。1934年，山海工学团还在当地开设了中国第一家乡村托儿所。
从山海工学团走出来的“小先生”，从宝山出发，“即知即传人”，去向更多国人传授知识，教身边的大人包括自家的亲人和周围的农友。1935年，陶行知连续在报刊发表15篇文章《怎样做小先生》。他说：“劳苦大众既然出了钱，使你上学的学堂可以开办成功，你就应当负起责任，把你所学得的知识提取精华，教给劳苦大众和他们的小孩。这是每一个小先生所要明白的根本意义。死读书而不肯教人的学生，显然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守知奴。”在山海工学团衍生的第一代小先生中，日后涌现出许多国家干部。
田汉和冼星海等艺术名家也来到了山海工学团。师生们记得，“那时郊区的交通是很不方便的，长途汽车每隔两个小时左右才有一班。星海老师到山海来，有时是长途跋涉，从上海步行来的，后来索性搬来一只帆布床，搁在贫苦农民的柴屋里住下，柴屋里没有窗户，只靠屋顶上巴掌大的天窗射进一线光亮。星海老师练习小提琴时，就只好站在屋后竹林旁的小河浜头拉。冬天，手和脸都生起冻疮，可他还是不间断地练功”。
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大场沦陷，山海工学团被迫停办。但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在日军驻扎大场修建大场机场时，山海工学团的团友作为劳工进入机场当小工，了解飞机数量、弹药库位置、驻军人数等重要情报，用自己的方式坚持抗日。
篇五
如许许多多种子，陶行知撒下的希望，熬过战争年代，等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时刻。
1946年，沈家楼农友沈鹤忠捐出自己的竹园地作为建校基地，老校友们决心不拿当局的钱，自力更生。在当地农友们的纷纷资助下，山海工学团在沈家楼复校，1946年5月21日挂牌山海实验乡村学校。
和宝山互动良好的陶行知，还计划把自己战时在重庆创办的育才学校迁至上海。他已经筹集了巨额现金为育才迁至大场做准备，大场的赵家花园主人也决心慷慨地把自家花园和房屋以及一大片农作物赠予育才复校。
但就在这一年，内战爆发，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蒙难。翦伯赞打电话提醒陶行知提防，陶行知却说“我等着第三枪”。带着决心赴难的视死如归，带着满腔的愤懑，带着过多的劳累，陶行知夜以继日整理文稿，生命止步于1946年7月25日。
翻开陶行知年谱，惊叹于他超负荷的时间安排，也心疼他的积劳成疾。
就在人生最后一个月里，他到沪江大学做“新中国之新教育”的演讲，作诗《赠女工夜校毕业典礼》，致函育才同学会上海分会全体同学，作诗《追思李公朴先生》，写《祭邹韬奋先生文》，参加邹韬奋逝世两周年遗体安葬大会。就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1946年7月24日，他还在为生活教育社赶写对联，整理历年诗稿直至深夜。
7月26日《文汇报》刊出的报道，试图还原陶行知人生的最后时刻：
“陶先生在沪原住吕班路（今重庆南路），近因该处过于纷扰，不便静心写作，于三日前迁住爱棠新邨（今余庆路146弄）友人寓所三楼。昨晨九时许，家人赴三楼请陶先生下楼同进早餐，时陶先生早已起身在厕所盥洗，家人连喊二声，并无回声乃急破门而入，竟发现陶先生早已昏厥倒地，时家中并无多人，惊惶无措，即电知沈钧儒先生，沈老遂偕业医之大公子沈谦赶至，诊治后，断为脑溢血……时陶先生脉搏尚属正常，惟以脑溢血并无特效针药，只得抬至卧床休息静待好转，脉搏依旧平静，原意可以无事，不料渐趋虚弱……溘然长逝。”
“据陶先生左右言，陶先生于24日在家整日工作……或谓夜深工作，亦系致死原因之一。”
诗人、报社编辑袁水拍写道，在陶行知的大殓上，“正当陶先生入殓前，他首创的育才学校学生和受过他教育的子弟，在另间房屋里唱着挽歌，挽歌是郭沫若作词、沙梅作的曲：‘真是天变地异呀，又崩颓了一座泰山。这是教育的灾难，民主的灾难，人民的灾难。我们要沥胆披肝，不断地向前，补救这无穷的灾难。陶先生，你安心吧，我们要保守着你的旗帜，不断地向前，不断地向前，不断地向前！’歌悲壮而有力，声音一阵阵传入了灵堂，陶先生的子弟们、朋友们和千千万万人，他们都在不断地向前，他们永远记着陶先生活着时候说过和做过的一切”。
结语
把生命中最后的步履留在这里的陶行知，被宋庆龄称为“万世师表”的陶行知，斯人已然远去，但也永在此处。
本文参考《陶行知家书》《我的曾祖父陶行知先生》
供图：宝山区融媒体中心
作者：沈轶伦
来源：上观新闻（转载时内容有微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