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工高凤林的手、钳工顾秋亮的手、捞纸工周东红的手……“五一”小长假，一部讲述8位顶级技工用巧手和匠心筑梦的《大国工匠》让无数国人感动。没有名牌大学为他们背书，他们有的只是传承和钻研、专注和坚守。他们超越了世俗对于成功的评判，却在追求自身职业技能完美和极致的不经意间，受到了众人的瞩目，成为国之瑰宝。
从《大国重器》的震撼，到《大国工匠》的感动，人们清晰地感觉到，一股“不唯学历凭能力”的清新之风，正在吹散几千年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浓雾重霾，“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逐步成为新的时代风尚。各地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职业教育活动周，再次为这股时代风尚增添了一个注脚。大国尚技，这样的榜样感召，这样的氛围营造，在中国制造成为国家战略的今天，有着别样的意义。因为在向“中国制造2025”挺进的征程中，技术技能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将成为制造强国目标实现与否的关键。
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前所未有的重视
出境旅游的国人多有这种体验，千里迢迢背回的奢侈品或日用品，在其不显眼处，通常印着一个“Made in China”的标签。
数字回应着人们的这种感受。在这个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国度，超过200种工业品的产量和出口量居世界第一，大到高铁、轮船，小到纽扣、签字笔，全世界人民都在享受着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
不过，强大的中国制造也有自己的尴尬。我们的航天员可以坐着中国制造的飞船上天，但我们的百姓却常为国产马桶的漏水而抱怨。原因固然很多，其中重要一条是，我们可以为保证一艘宇宙飞船的焊接质量而找到高凤林这样的顶级焊接工，但我们却无法保证每一个工厂雇用的都是受过职业训练的技能工人。因为我国技能劳动者仅占就业人员的19%，高技能人才的数量还不足5%。
中国制造正处于努力摆脱“低档货”的刻板印象，从低端制造业向“优质制造”、“精品制造”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战略机遇期，国家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愿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据统计，职业院校毕业生占新增就业人口的60%以上，特别在加工制造、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民航、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快速发展的行业中，新增从业人员有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职业院校成为高素质产业大军的重要培养基地，成为契合产业升级、发展实体经济、促进中小企业集聚发展的中坚力量。
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加快发展职业教育还有民生方面的考量。与其他教育相比，职业教育更加直接地面向就业，特别是面向青年就业。因此，对于改善民生、促进就业、和谐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坚实保障。
中央历来重视职业教育，尤其是这5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份重视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印证：
一是以国务院的名义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描绘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蓝图。2014年6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到2020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教育部等六部门还共同制定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
二是把职业教育作为教育投入的重点倾斜领域，全方位支持学校能力建设和教师素质提升，对家庭困难学生进行资助。2013年全国财政性职业教育经费达到2543亿元，与“十一五”初期相比，年均增长25.3%；其中，中央财政投入233亿元，年均增长43.6%。这些投入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对学生的资助，中职免学费已覆盖近90%的学生，助学金覆盖近40%的学生，从今年春季学期开始，助学金的标准从1500元提高到了2000元；高职奖学金覆盖近30%的学生，助学金覆盖25%以上的学生。2009年源自四川的“9+3”模式，已经推广到青海、甘肃、云南等省，6年来累计招生5万多人，为民族地区人才培养、扶贫开发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是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次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出指示。
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做出重要批示，指出，“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好支持和帮助职业教育发展”。
就在几天前的“五一”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劳动、技能与创造做出指示，提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理念，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为铿锵的时代强音，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蔚然成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不止一次对职业教育发展做出指示。2014年2月26日，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做出部署，提出“牢固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促进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激发年轻人学习职业技能的积极性”。6月23日，他接见了来京参加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并发表讲话，指出，“要把职业教育放在实现中国经济升级、促进充分就业大局中更加重要的位置”、“要把提高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精神高度融合”、“要用改革的办法把职业教育办好、做强”。
2015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亲自率队赴河南、重庆开展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这也是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一项执法检查。张德江在启动会上谈道，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客观需要，是把我国巨大的人口数量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建设人才强国的重要途径，是保障改善民生、保证充分就业、实现脱贫致富的根本举措。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职业教育。2014年6月，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前夕，俞正声主持召开全国政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专题协商会。会上他指出，职业教育问题关系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长远竞争力提升，关系亿万劳动力就业，既是教育问题，更是重大民生问题和经济问题。
职业教育事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从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后的这5年时间，职业教育在多个领域取得前所未有的突破和进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期。
谈到发展，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数量和质量。
关于数量，这5年的各种统计数字会让人眼前一亮。5年来，职业教育共培养了5000万名中高级技术技能人才，每年开展各类培训达到2亿人次。1.33万所职业院校开设了近千个专业、近30万个专业点，基本覆盖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可以说，职业教育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能力。
质量的快速提升，也足以让社会为之点赞。“五个”对接（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持续推进，职业教育办学特色更加彰显，成为构建科学合理教育结构的重要突破口和切入点。中国梦宣传教育活动、“文明风采”竞赛、“劳模进职校”等活动，促进了职业技能、职业精神的培养和融合。“十二五”以来，国家重点支持了815所中职学校改善办学条件，969所高职院校重点建设了1897个专业和1450个实训基地，10万人次的国家级教师培训正在持续开展。这些软件、硬件上的投入，为质量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马树超担任了4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的主编，谈质量他有着当仁不让的话语权。在质量报告的编写过程中，一所所高职院校的精彩案例让他兴奋不已。近5年，全国有近1500万个家庭通过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实现了拥有第一代大学生的梦想，实现了教育代际向上流动。全国1200多所高职院校，基本遍及每个地市，使更多青年实现了“在家门口上大学”。高职毕业生就业质量持续提高，毕业半年后就业率达到90%，且毕业生月收入增长“跑赢”通货膨胀；创业比例达到3.3%，机会型创业约占85%，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一个亮点。中职的就业率更是无需赘述，就业率连续9年保持在95%以上。
职业教育的跨界性决定了其与产业、行业、企业的天然联系。而这5年，也正是产教加速融合、校企合作走向深入的5年。
在中央层面，教育部联合有关部门、行业，重组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涉及59个行业和部门，基本覆盖了各行业门类，会集政府、行业、企业等各方专家2600人，产教融合发展的工作格局基本形成。每年一度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成为促进校企合作的平台、职教成果展示和国际交流的窗口，每年联合30多个部门、行业举办，承办地由1个省份扩到16个省份，赛项从20余个发展到近百个，参赛人数从千余人增至万余人，2014年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团参与。在各地，河南、宁波、深圳、大连等省市，促进校企合作的地方性法规或文件纷纷出台。天津的高职院校中，由中央财政和市级财政重点支持的各专业，全部建立了校企合作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积极探索订单培养、集团化办学、校中厂、厂中校等合作形式，全国建成职教集团超过1000个，吸引了2.75万家企业参加，校企共同育人模式初步形成。吉林、江西、四川等省通过以奖代补、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校企共建技术工艺和产品开发中心、技能大师工作室等，推动技术技能积累。
到2020年建成现代职教体系，是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的战略目标。5年来，围绕这一战略目标而进行的系统培养人才的改革探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教育部等六部门制定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在这份顶层设计中，系统构建了从中职到研究生的培养体系，打破技术技能人才成长“天花板”。按照这一设计思路，各地纷纷进行试点探索，江苏、湖北、广西、甘肃等地完善5年贯通培养的高等职业教育制度，推进中职、高职、应用技术型本科教育分级培养或联合培养。广东提出到2018年中职学生升入高职院校比例、高职院校学生升入本科高校比例，均比2014年翻一番。安徽、四川、宁夏积极引导部分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江西制定一批中高职课程衔接标准。
让我们把目光从5年前收回，转而看看全国职教会后这一年来的变化。
国家对于职业教育前所未有的重视，激发了职教战线前所未有的工作干劲，这使得一些关键环节的制度建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邹联克对此有着深切的感受，这个在教育系统有着27年工作经验的“老兵”，进入职教领域还只是最近一年多的事。但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已经深深地被战线上的昂扬斗志所感染。
在这一年里，他看到，教育部等部门密集出台文件，建立高职生均拨款制度、开展学徒制试点等，制定了多项配套政策，形成了涵盖学校设置、专业建设、教学标准、教师队伍、学生实习等环节的制度体系。而各兄弟省份，也大都制定了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专项政策规划，有22个省（区、市）召开了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印发了本地区发展职业教育的《意见》或《规划》。23个省份制定了高职生均拨款标准，20个省、4个单列市制定了中职生均拨款标准，河北、河南、甘肃采取“生均标准+绩效奖励”的办法，建立与办学规模和培养要求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吉林、安徽、湖北、湖南、内蒙古、四川、甘肃、青海探索在职业学校设置正高级教师职务。多个地区探索对职业教育的统筹管理，上海将技工学校管理职责划归教育部门，河南新乡市成立职业教育局统筹全市中高等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
邹联克所在的贵州，在全国职教会召开后，加快了地方教育立法。今年1月，《贵州省职业教育条例》经省人大常委会议通过，从3月1日起实施。这也是全国职教会后出台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法规。《条例》的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将有效保障职业教育走向市场、面向需求办学。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任务前所未有的紧迫
5年来，职业教育秉承服务大局、就业导向、育人为本、多元办学、分类指导、示范引领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方向，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办学模式，着力提升“服务经济、创造价值，服务社会、促进公平，服务个人、助推成长”的能力，走出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它的理念、模式和成就让世界各国对中国刮目相看，赢得了广泛赞许。2012年5月，在我国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的第三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这样评价中国的职业教育：“规模大、就业率高的中国职教为世界提供了经验。”
这些成绩的取得虽然值得每一个职教人为之骄傲，但却还是难以掩盖职业教育仍是教育领域薄弱环节的事实——职业教育的总体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区域间、学校间发展还不平衡，最重要的一点是，社会吸引力不足。虽然职业教育已经从社会的边缘地带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核心层面，成为推动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动机”，但国家重视、社会认识和百姓选择之间却还不在同一个轨道，没有形成同频共振。
任何一个对世界经济发展有所研究的人都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德国经济腾飞的武器来自其整个社会对技术技能的推崇，得益于其强大的双元制职业教育；而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与其不发达的职教体系有着紧密联系。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无论是推动经济发展、契合产业升级、保障改善民生，还是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方面，都大有可为也必须大有作为。
今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和稳增长、调结构的紧要之年。要保持中高速增长，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不仅需要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更需要现代职业教育培养的数以亿计的一线技术技能人才，将大量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职业教育既是破解经济发展难题的利器，也是破解就业难题、改善民生的法宝。我国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口，多重困难和挑战相互交织，迫切要求以增进民生福祉为目的，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当前，我国就业形势压力依然很大，就业工作既面临总量压力，又存在结构性矛盾。职业教育可以大大拓展学生就业空间，也就是为社会和谐稳定增添正能量。促进社会公平对职业教育提出了迫切需求。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随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资源配置方式、政府职能都在发生一系列转变。职业教育在管理体制、办学体制、行业企业参与等方面，需要适应这种时代要求而做出调整。一方面政府要更加主动地履行好发展职业教育的职责；另一方面也要发挥好行业企业作用，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和学校办学活力。这是职业教育亟须破解的一个重大问题。
提高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也是职业教育需要面对的一项课题。在最近几年的快速发展中，职业教育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理念、新经验、新模式，各地在制度建设上也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这些都需要在国家层面以制度的形式加以提炼和固化，充分发挥制度对事业发展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
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互联网＋”等新的国家战略的实行，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任务。职业教育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任务前所未有的艰巨，这就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在全社会营造起崇尚一技之长的良好氛围，为职业教育发展增添更大的动力，激发出更大的潜力，释放出更大的改革红利。（新闻来源：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