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7~18岁儿童的超重/肥胖检出率由1985年的9.6%增长到2019年的23.4%，有研究预测这一比例到2030年将达到32.7%。这首先是国民体质健康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曾提供过一组数据：该校2021级高一新生，男生有800名，平均身高180厘米，看上去“长势喜人”，但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连一个引体向上都做不了。
大量研究发现，超重/肥胖儿童出现心理障碍问题的概率更大，这与人们将超重/肥胖作为一种“身体失调”（往往隐含对社会规范的越轨），进而对超重/肥胖儿童的“污名化”有关，这种情况在校园里很普遍。这似乎径直跌入了所谓“正常儿童”的评判陷阱。不过，对二者关系的警惕本身却是值得关注与思考的。研究表明，就连9岁年龄组都有一大批女孩和男孩不满意自己的体重。超重/肥胖容易给儿童带来普遍的焦虑和认知不和谐的状态，并最终导致对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压制，紧张严苛的学校环境则助长了这一现象。
教育“内卷”，对“胖小孩”更不利
2024年，笔者之一丁延庆作为评委参加北京大学校内的“挑战杯”评审，看到一篇很有意思的学生论文，题目叫“胖小孩更玻璃心吗”，属于定量实证研究论文。论文的两位作者陈伊涵和肖瑶使用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1年在苏州开展的学生调查数据，样本包含7550名10至15岁的中小学（含职业高中）学生。研究聚焦于四个关键词：儿童的超重/肥胖、在校焦虑感、学校的竞争性氛围、儿童的抗压力水平。这些都是目前社会大众高度关注的教育焦点问题。论文以BMI（身体质量指数）偏离程度作为儿童是否超重/肥胖的判定依据。BMI的大小是指体重（以千克为单位）除以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方。偏离程度则是每个学生的标准化BMI值减去同年龄、同性别学生的标准化BMI中位值，偏离程度大于2即被判定为“超重/肥胖”，这也是国际通用的一个衡量指标。
这篇尚未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有以下一些主要发现：学生BMI偏离程度越高，抗压水平就越低，即“胖小孩”更容易表现出“玻璃心”，且越胖的孩子抗压力水平越低；超重/肥胖和在校焦虑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即孩子越胖，在校的焦虑感就越强；孩子的在校焦虑感与抗压力水平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即抗压能力越强，在校的焦虑感越低；学校的竞争性氛围会加剧学生的在校焦虑感，竞争氛围越强，学生的在校焦虑感越强，抗压力水平越低。
这些研究发现基本都符合预期。部分人可能会认为，学校的竞争性氛围越强，越能锻炼孩子们的抗压能力。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在我们的教育这么“卷”，学校的竞争性氛围很浓，学生的抗压能力反而表现得更差。对于“胖小孩”来说，这种情况就更不利。
社会学有一种理论叫“身体社会学”，它认为人是社会交往的动物，所以总是不断地将自然身体转化为“社会身体”，使其成为社会交往的符号。当个体将自己的身体转化为文化符号后，身体就成为他寻求群体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手段。例如，一个儿童在学校里因为体型偏胖被同学起了外号会很难过，这很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被群体所接纳。作为社会性动物，他很容易产生低落的情绪，并伴随着强烈的负面自我认同感，不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
是什么造就了“胖小孩” 这项研究还有一些有趣的发现和结论，需要与国内外有关研究的发现进行比较，分析后不一定能得到完全一致的研究结论，但作为定量的实证研究，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关于“实际是怎样”的实实在在的数据。
环境因素（而非遗传）是儿童超重/肥胖的主要原因。例如，高脂肪、高能量的饮食和较少的运动锻炼等都属于诱发儿童超重/肥胖的环境因素。此外，家庭背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境因素。在多数发达国家，通常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儿童越容易超重/肥胖，而在发展中国家，超重/肥胖在高经济地位群体中更常见。不过，以往的研究对于社会经济地位与超重/肥胖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达成共识，也有研究发现，总体上低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超重/肥胖更相关。近些年对中国儿童超重/肥胖的调查，有的发现高社会经济地位、生活在城市地区的儿童更有可能超重/肥胖。但也有研究认为中国的情况正在向相反方向发展。2021年苏州调查的数据分析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父亲的学历、职业、收入等标准来衡量）指数越高，儿童越不容易超重/肥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越低，儿童超重/肥胖的概率越高。
与祖辈同住人数越多，儿童超重/肥胖概率越高。与祖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同住人数越多，儿童由祖辈照顾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受祖辈饮食结构和教养方式的影响。这一点很好理解：祖辈一代早年生活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那些年代里“吃肉多”通常代表“生活好”“享福”，他们教养孩子时也可能带着这种倾向；另外，祖辈对孙辈在教养的特定方面（比如吃东西）也可能更放任，任由孩子过量摄取高热量食物，也对其运动健身缺乏重视。
儿童与父母关系的恶劣程度与儿童超重/肥胖的概率呈正相关。儿童自我感知的亲子关系越差，越可能超重/肥胖。这一因素对超重/肥胖的概率有显著影响。儿童感知到的与教师、同学的关系则没有显示出这种影响。
许多研究也关注儿童时期的社会心理因素对儿童超重/肥胖的潜在影响。很多人都知道处于焦虑、抑郁状态的人容易多饮多食，肥胖和心理状况可能存在双向的影响。学校竞争氛围过强使焦虑水平升高，前者又损害抗压能力使焦虑水平进一步提高。儿童在学校里焦虑，会增加超重/肥胖的可能性，超重/肥胖可能进一步影响心理状况，心理又进一步影响体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体重与焦虑水平、对学校竞争性氛围的感知以及抗压能力的关系而言，女孩比男孩的表现要明显得多。另外，这个研究还发现，来自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较高家庭的儿童，本身抗压能力就较弱。
教育如何应对“胖小孩”危机
研究发现，相较于吃水果和蔬菜频率的影响，锻炼身体的频率是能够显著抑制超重/肥胖发生的重要因素。当然，这本身也可能是一个双向因果关系，越不锻炼，越容易超重/肥胖；超重/肥胖程度越高，锻炼就越少。
说到锻炼身体，近年来从国家层面到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再到学校和家庭，很多人已充分认识到锻炼身体的重要性。比如，教育行政部门不断出台对体育锻炼活动时间的硬性规定“；双减”等政策的实施，也倡导要增加孩子们锻炼的时间、玩耍的时间以及自由成长的时间；等等。相关举措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就笔者观察而言，家庭“宅”式养育的问题仍然顽固存在。笔者之一丁延庆就常常为该问题苦恼，他10岁的女儿下午放学回家后多数时间找不到玩伴。算上居住在同一小区的同学，同龄人的总数并不少，关系也都很融洽，但大多数孩子回家后都因为各种“任务”出不了门，即使出门也大概率是去上各种“班”，日常缺少运动，也没什么时间运动，经常是久坐，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坐困愁城”，还会因为抑郁、焦虑等各种原因而多吃，体重自然就上去了。
这一现象也涉及家校协同问题。在锻炼身体及体重管理问题上，有的家庭认为问题主要出在学校体育课和课外活动时间不够，有的学校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位了，是家长让孩子太“宅”、吃得太好太多。这种矛盾或张力的存在，意味着家校协同工作存在改进的空间。孩子的体重管理，是否应及早纳入科学化、制度化的轨道，通过制度性的参与、沟通、监督等方式加以推进，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亟待解决的教育课题。
作者：丁延庆 陈伊涵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肖瑶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光明社教育家 20250603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