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派记者 朱长振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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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约有民工子弟学校300所，在这些学校打工的教师约有9000人。因获得办学资格证的学校仅有60多所，这些教师大多身份尴尬，许多人并无教师资格证，在这次大规模拆迁中，他们所经历的辛酸并不比学生和家长少。他们的待遇如何？有无保险？如何保证教学质量？值得注意的是，民工子女问题已得到社会的较多关注，而他们，依然被忽视。
调查：有多少老师因拆迁而失业？
3月15日，两名来自河南的女教师再次来到老乡杨汝久校长的办公室，她们已在育英学校从教多年，却随着学校拆迁“毫无说法”地失业了。杨汝久语带无奈：“学校的补偿一分也没拿到，怎么给老师们谈补偿的事儿？”
育英学校寒假前共有11名老师，6人有教师证，5人没证，现在全部失业在家。很难统计在北京这次拆迁中，与两人一同失业的教师还有多少。连续多日，记者奔波在朝阳、昌平等区，所调查的20所民工子弟学校中，几乎每所学校都有少则10多名、多则50多名教师正为生计发愁。
朝阳区东坝乡腾龙学校现已解散，21名教师自谋出路。正在拆迁的大兴区龙海学校规模较大，寒假前有1800名学生，上级教育部门要求将学生分流到位于团河的东校区，已有700名学生的东校区最多只能再容纳500人，在媒体的追踪报道下，当地教育部门正全力解决学生的安置问题，但在该校任教多年的60多名教师却无人过问。
一场官司让他们默认“黑工”身份
57岁的杨汝久是信阳固始县李店乡人，1989年，来京打拼的他为了给刚初中毕业的女儿找个活干，在海淀区东升乡招了20多个孩子让她教。随着学生的增加，他相继招了8名老师。这些老师中，有退休教师，有刚初中毕业的学生，“大多都没有教师证，有证谁会来民工子弟学校，工资那么低”。
2003年，杨汝久的学校搬到了朝阳区善各庄乡，他建了20间校舍，又重新招了十几名老师，其中6人是师范毕业，有教师资格证，而没证的教师也曾被教育部门组织培训。“尽管如此，与正规学校一比，我们的教师还是不齐整，别人都称我们这些教师是打黑工的。”曾在该校工作的一名教师说。杨汝久并不否认“打黑工”一说：“你想啊，我的学校啥证都没有，教师们在我这儿打工，咋不‘黑’？”
去年夏天，杨汝久被一名教师告上了法庭。杨汝久给这位曾在公办学校工作过多年的音乐老师开工资后，这位老师提出要寒、暑假工资，杨称：“民工子弟学校没这个先例，我这是自负盈亏，政府不补贴一分钱，我寒暑假不挣一分钱，拿啥发工资？”
音乐教师一审败诉后上诉至中院，最后经调解，杨汝久当庭给了他100元钱作为补偿。此事一时成为民工子弟学校中的“经典案例”，一些教师自此默认了“打黑工”的身份，很少有人再拿起法律武器维权。
工资十年仅涨百元，须打短工补贴家用
从腾龙学校失业后，曹靖华好不容易在另一所民工子弟小学上岗，不仅担着班主任，还要教全校的音乐和体育，“忙得要死”。曹靖华还没与新东家签劳动合同，“签也是白签，学校都是非法的，合同会有效？”
10年前，曹靖华刚来北京当教师时，月工资900元。10年过去了，他的工资仅涨了不足100元。“这几年孩子一上初中，家里日子越来越难过，我常常抽空去卖报纸，不然连基本生活都无法维持了。”
曹靖华的收入基本代表着在京民工子弟学校老师的工资水平。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公益活动上，60多名各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晒了工资，平均一下恰好是1000元。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08年，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3726.25元。
因为学校附近租房价格“高得离谱”，曹靖华在离学校近20公里处租了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每天上班要骑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曹靖华说，1999年，每月房租费为200元，现在房租涨到了400多元，孩子的学费也在涨，虽然妻子每月也能挣800多元，但加起来仍难以应付开支。
张树军是北京市民工子弟学校“教师之家”协会的会长，他从教多年，对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待遇问题进行过长期关注。他说，个别学校为了少给老师开工资，不按教育部门的统一要求保证足量的教学时间，擅自晚开学、早放假，以节约开支，老师请假无论事假、病假、婚假都被扣工资。“学生多、课时多、工作时间长、压力大是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一种常态。”张树军说。
而民工子弟学校的硬件设施普遍不足，不提供伙食，寒暑假没有工资，有的连自来水也无法提供，很多教师不得不利用周末及寒暑假时间打短工维持生活。
大多没办社保，校方称“这钱给不起”
赶在北京市这次大规模拆迁之前，昌平区一所民工子弟学校的刘亚男、冯燕、李娜3名教师集体辞职，他们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要求学校承担相关社保费用等共计7万余元。
在相关部门调解下，几名教师降低了赔偿要求，每人索赔1万元，但学校校长说：“这个钱我也给不起，学校还有其他老师也没有这些待遇，如果都告学校，学校只有停办了。”
据记者调查了解，北京市民工子弟学校中，除了百年职校等几所“高端”学校给教师办理社保外，大多教师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
没有保障，就会有后顾之忧。来自周口鹿邑县的贾亦珍是石景山区一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2007年5月9日下午，推着自行车回家的贾亦珍被一辆大货车卷入车轮下，虽然打官司获赔了1万多元，但她住院就花了3万多元。因为没有任何保险，这些钱都是她东拼西借来的。无奈，现今左胳膊仍抬不起来的她每天还要坚持上课。
“住房公积金我们是不敢奢望了，但我希望学校也能让我们享受各种保险和福利。”曹靖华说。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部分教师并不愿意办理社保。专门从事农民工子弟教育问题调查的“新公民之友”组织总干事刘文华举例说，有4所学校曾按要求为在校教师办理社保，但相当一部分老师不愿办理，“工资只有1000多元，如果办理社保，扣除缴费拿到手里的就更少了”。
学者呼吁重视“黑工教师”权益保护
记者采访的几十位教师中，超过一半有过跳槽和失业的经历。而一家机构关于在京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生活状况的调查显示，95位教师中，76.6%的人都有过跳槽经历。“这些教师1／3是办学者从家乡招来的亲戚和同乡，还有1／3是熟人介绍来的。”在育英学校当过近10年校长的兰颜民说。
兰颜民来京前在平顶山叶县一所公办小学当过几年副校长，来到北京后他发现，“民工子弟学校教师队伍极不稳定，直接影响学校教学质量，但因为种种原因短期内还不可能从根源上解决”。兰颜民总结了队伍不稳定的原因，有因为待遇问题离校的，好的老师也经常被外校挖走，也有老师因为搬迁或子女原因四处流动的，也有因为办学和教育理念合不来离校的。
对此，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呼吁，首先要保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基本劳动权益，应监督学校与教师签订劳动合同，避免校方随意解雇教师，同时保障教师的基本工资。
其次，将这些教师纳入社保体系。可由流入地政府投入一定比例资金，并监督学校承担相应责任。地方教育部门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培养教师的责任，使他们有不断充实教学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机会。
“现在，农民工子女已经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许多人进行捐款、救助，但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却被忽视，成了‘被遗忘的烛光’。这是极其不应该的！”韩嘉玲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