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陶行知校长在抗日战争很艰难的1939年，于重庆创办育才学校。我自幼在这所学校里受到革命启蒙教育，以后入伍、入党和在党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实际工作，至今虽然已经年逾半百，却更加怀念当年在育才学校所受到的革命熏陶，更加体会到与后来所受党的教育的连续性。育才学校当时是在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中共南方局的关怀和支持下诞生的，学校有地下党支部，各部门负责人和教师骨干队伍都是共产党员。它也得到社会广大进步力量的支援，有大批在重庆的进步学者、专家先后来学校讲课，教学制度跟当时的旧教育完全不同。它为革命培养和输送了很多人才。我进校较迟，从1944年至1947年，先后在学校所在的古圣寺、回龙寺、红岩村和上海大场学习了四年。1948年初，离校到浙南游击区入伍，实践了学校培养学生的目的——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1944年，我到离重庆一百二十里的合川县草街乡间育才学校，编在第五班，学习一年基础课程，为进入分组专业学习做准备。一踏进座落在大片松林合抱的凤凰山下古圣寺育才学校的大门，就使我真正感到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第一次享受到集体大家庭的温暖。这里，经过陶校长、马侣贤副校长率领师生几年的艰苦努力，一座破旧的古庙因漏就简地改造成窗明几净的学校。师生自己动手建筑了操场，搭起了草棚舞台，开辟了林间课堂，垦殖了种菜园地。在就近的池塘里养鱼，拦溪筑坝建成了游泳池，还把通向明家院子小学部的一片参天古木命名为“普希金林”。使生活学习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陶冶在一派生机勃勃的崭新环境里。最使我感到新奇而又心醉的，是学校里对男女老师不称“老师”，而喊“大哥”、“大姐”，这一下子就消除了一般旧学校师生之间的对立和冷漠。我们第五班大都是十三、四岁年纪。早入校已在文学组、社会组、自然组、戏剧组、舞蹈组……学习的大同学，常到我们班来与我们交朋友，帮助我们学习，因此关心我们的“大哥”、“大姐”可真多哩！当时廖意林、梁文若、陈元直、屠公博、龚尔群、庄严等大哥、大姐分别教我们语文、史地、物理、数学、化学、英语、音乐、生理卫生等课程。他们不只是讲课，更多的时间是与我们亲切接近，指导课外阅读，尽量扩大我们的知识面。学校在西面楼上一间明亮而宽敞的房间内布置了阅览室，整套《万有文库》、《鲁迅全集》等好多好多的书把书架上的橫木板压得弯弯的，还陈列有各种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图书以及进步报纸刊物。到那里随取随看，不用办理借阅手续，几张长桌子总是满满围坐着静静阅读的人。我打心眼里喜爱这个学习空气十分浓郁的场所，一头钻进了那汲取不尽的知识海洋。而大哥、大姐就牵扶着我们在这个海洋里遨游。他们把我们放心上，帮助解决具体困难。他们不时拉着我们的手到校园林间，与我们谈心散步，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常常是轻言细语的给我们谈一些做人的道理，开导的话句句入心，好象自己的内心秘密全部给大哥、大姐知道了，使稚气尚重的心灵时时充满着一种幸福的激动。
记得一天夜间，我睡在被窝里借助手电筒的光默记英语生词，但心绪总是集中不到英语书上，平日大哥、大姐们那种亲切感人的言谈举止和自己出身贫苦在旧社会所受到的欺凌，不断交叉地闪映在自己的眼帘底下，不觉眼眶湿润，在一张小纸头上记下了这样几句话：“穷孩求知凤凰山，生活学习艳阳天。哥姐贴心细抚育，最爱听讲换人间。”
把学校的大门打开，让学生到群众中去，让群众有机会进学校里来，这是陶校长办教育的重大特点之一。我们一进学校，就参加了附近各村庄农民识字班的教学活动。油印的识字课本大都是陶校长写的通俗的大众诗歌，很受农民欢迎。在学校后山脚下的溪岸边有一条全济煤矿运输煤炭的类似小铁路的线路，运煤工人晚上集体住宿在附近一个站里。我们夜间去教他们识字，唱抗日歌曲。他们在屋中烧一大堆煤火，既照明，又取暖，真是热闹得很。我觉得那些被旧社会瞧不起的所谓“干人”、“煤黑子”都很好，我们去向他们传播文化知识，他们那种勤劳朴实的品德又感染和教育着我们。学校大操场与简易的露天舞台相连，经常在那里召开与附近群众的联欢大会，表演宣传抗日的各种节目。有一次陶校长请舞蹈家吴晓邦从重庆来到古圣寺协助戴爱莲老师指导舞蹈组教学，在一次与群众联欢会上，吴晓邦在光亮的煤气灯下，表演他自己创作的描写一个政治犯在狱中受尽折麿而忠贞不屈的英雄形象，感动得在场好多人流了眼泪。陶校长很重视从校外请进步的学者专家来校讲学，使学生得到真正有益的知识，开阔学生眼界。我们入校的当时，正是历史学家翦伯赞第二次来到古圣寺，给高班的大同学们讲授中国历史问题。还有一次，请了我们同班同学萨苦茶的父亲萨空了到古圣寺来，在松林边山头的露天课堂，给我们作了一次内容丰富的时事报告，他把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出现的形势以及日本必败的根据，讲得具体充分，还穿插一些生动的故事，听起来很有劲，很受鼓舞。陶校长很善于用革命烈士的精神来培养学生的政治品德。记得我们到校不久，就参加了学校举行的隆重追悼邹韬奋的大会。力扬老师在会上的讲话，就像他写的诗一样，充满激情，话未讲完全场都哭了。在附近的复旦大学，也有部分学生赶来参加了这次追悼会。会后，他们有的同学说：“来到育才学校才呼吸到了自由空气，就象到了解放区一样。”
基础课学习结束，要进行专业分组。起初我想参加自然组。时逢绘画组的同学从重庆来到古圣寺写生，我看到伍必端把寺内寺外的雪景画得那么动人，又引起了我对绘画的向往。他们叫我对着石膏像画了一幅炭精素描，一看说还可以，准我去绘画组。但选择志愿毕竟是一件慎重的事，我得去征求班主任意姐（廖意林)的意见。她根据我的情况和特点，建议我到社会组学习。我很敬重意姐，自然尊重意姐的意见，遂决定进入社会组。
提到意姐，我深深怀念。她从延安来重庆后，由组织分派到育才学校来工作。她担任五班班主任时，对全班每个同学都真挚热忱，关怀备至。当我交学费有困难时，意姐安排我为学校刻写腊纸，以半工半读免交学费。有一次我在作文中流露出不正常情绪时，意姐就找我细心交谈，启发开导。在课外阅读活动中，意姐特地指导我们阅读《西行漫记》。在去农民、工人中开展识字班活动时，意姐总是细致交待应注意的事项。意姐性格豪爽，作风稳重，好像生来就是年轻人的大姐姐。每次文娱晚会上，我们几乎都能听到她那动人的笛子演奏。在我进入社会组学习后，她继续给我们讲近代革命史和共产党发展史，努力培养我们对共产党的感情，树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观点。在长时间相处中，我只对意姐有过一次意见，就是学校迁到重庆红岩村后，意姐把同班同学余劲梅送到八路军办事处，随后余便到延安去了。我心想意姐为什么不让我去呢？这个意见只是藏在心里，并没有向意姐提出，自然也丝毫没有影响我对意姐的尊敬。解放后，我在阅读一本介绍江竹筠斗争事迹的小册子中才得知江姐当时领导的重庆大学地下党组织与意姐领导的育才学校地下党组织有着紧密的联系。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解放前在白色恐怖下为革命而历尽艰险，解放后在湖南省委宣传部工作，继续为革命作出贡献的意姐，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万恶的“四人帮”迫害致死！最初用共产主义理想打开我心窍的意姐啊！您同江姐的形象一样，将久远地活在我的心中。
作者：冯鸿甲（陶行知先生创办的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
文章来源：上海市陶行知纪念馆根据冯鸿甲手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