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快到4月24日了，七年前的这一天，张岱年先生仙逝。我在祖国西南边陲阿里地区改则县常常缅怀先生高尚的人格和深厚的学养，不断回味他对我为人和治学的教导，这每每总是能给人以力量，净化灵魂，催人奋进。
岱年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上世纪八十年代读中学时就听说过先生大名。我有幸和岱老相识是在1995年9月，我大学本科刚毕业，在读研前被学校安排到北京工作一段时间。刚刚离开象牙塔的我年轻气盛，原有的价值观和现实存在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很苦恼，总想弄个明白。在一次研讨会的间隙，我斗胆向岱年先生求教。时间短促，也许看到我真诚求知的样子，先生竟然索性把他家的住址和电话留给我，嘱我有机会再讨论。当然，我很快就如愿到先生家中聆听了教诲，那次谈的主要就是“信仰危机”问题，印象很深，还做了笔记。先生那时已经是87岁高龄了，吃力而大声地讲解，边讲边喘着粗气，但是语气坚定，有问必答，思维连贯清楚，旁征博引，对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和历史典故信手拈来。当先生知道我是学习通信与信息专业并即将攻读研究生时，非常高兴，他说，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对于国家民族复兴作用很大，西方很多哲学家都是文理兼通的学者。有的媒体曾把先生称为“新儒家”，印象很深的是，先生在谈话中首先指出，思想文化是社会形态的反映，时代不断发展，儒家思想有很多东西是落后过时的，如等级观念、轻视生产劳动、“述而不作”等，在今天，企图把儒家作为定于一尊的社会价值观，好比是刻舟求剑，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立足现实，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充分吸收西方文化先进成分的基础上，创造构建出新的社会价值观，而这需要一个艰苦的过程，短期内难以完成。为说明此问题，我清楚记得先生还专门引用了扬雄的一句话，当时没有记全，后来查阅原话是“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则；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时，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丧其纪（《太玄·玄莹》）。”先生在谈话中还强调了构建新价值观的原则有三个标准，一是思想观念要符合客观实际；二看思想观念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否勉人奋发；三是有广泛深远的影响。我理解就是科学性、先进性和群众性的统一。
两个多小时匆匆而过，辞行时先生把我送到门口，嘱咐我刻苦学习专业，同时也不放弃对文史哲方面的学习。当我问到学习文史哲从何处下手时，他提出让我多看看《荀子》。荀子是战国百家争鸣时代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他的学生韩非子在他的基础上提出法家思想，弥补了儒家重德轻力倾向之不足。
这以后在北京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便注意搜集岱老的文章，每隔一段时间去看望他，请教问题，直到1996年秋天回南京读研究生。每次先生只要有暇，都是热情欢迎我，耐心解答我的问题。在一次聊天中，无意中了解到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北师大附中读书，和我还是校友，而且有十几年没回母校了，我赶紧和附中的老师联系，安排岱年先生回母校看看。师大附中的师生们对岱年学长的道德文章素来敬重，当时的魏义钧校长很快就安排车子随我把岱老接回位于和平门南新华街的师大附中。一路上岱老非常兴奋，和我提到不少当时中学的师生趣事。通过这次回附中，我和岱老又多了一层校友的关系，更加亲切了。在一次求教时，岱老还应我的恳求，即兴用钢笔写了“攀登世界学术高峰，为振兴中华而努力”的箴言。
1996年8月我要去南京东南大学读书，辞行时先生比较忙没能见面，在电话里，他说知道我要去南京了，前段时间他专门把自己的座右铭用毛笔写了准备送给我留念。先生的座右铭是分别从《易传》和《史记·五帝本纪》中摘取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这16个字。当时我感到极大的温暖和激动。
2000年回北京后，我用工资买了一个带有磁力的发梳送给先生，盼望这小小的发梳能帮助90高龄的先生在研究致思之余强身健体、提神醒脑。先生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连声致谢。
2002年的夏天我去看他，彼时先生已离开了中关园那局促的宿舍，搬入蓝旗营的院士楼，他对新居还是很高兴、很满意的，对学校的关爱很感念。那一次聊天时，我和他提起社会人事关系的复杂，提到所谓“潜规则”，先生可能看出我神情中的无奈和感慨，勉励我说，潜规则肯定是有的，但那应该不是主流，更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要坚定理想和志向，自强不息、独善其身。他还和我开玩笑说，那你看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一直联系有什么潜规则吗？这些教导平易简素，一扫我心中阴霾。
岱年先生驾鹤西去七年了，这七年来岱老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眼前，他的人格魅力时时激励我不断前行。随着时代发展和个人的成长，越发感到先生学术见解和亲身实践之高妙，总结有四：
一是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中肯定人的价值和人格独立、尊严的优良传统。先生反对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文化“使人不能为人”的观点，多次阐发传统哲学中强调人格尊严的优良传统。像孔子的“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孟子·滕文公下》）、《礼记·儒行》中“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以及古人陈蕃、李膺、张俭等事迹，这些都是先生经常引用的名句和典故。对于维护人格尊严、培养社会责任心这一命题，先生在很多场合多有阐发，在我的求教谈话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主要针对时下的官员腐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社会问题的批判。他认为人应“物物而不役于物”。我深感先生的这些见解对于贯彻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纠正社会变迁中种种行为失范，匡扶包括政风、学风在内的社会风气以及提升个人修养善莫大焉。
二是倡导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因素和“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思想。《国语·郑语》中“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以及《论语·子路》中的“君子和而不同”是先生经常引用的话。后来通过阅读先生的有关著作，我体会到“兼和”思想的深刻隽永，把“差异性”、“统一性”和“创造性”三者结合于平衡，是先生对人类文明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对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三是先生在治学立身上对“诚”的阐发和提倡。“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中庸》）。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孟子·离娄》）。先生认为“诚”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独特的观点和范畴，其内涵是实在性与规律性的统一，正所谓朱熹“诚者，真实无妄之谓”。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提出“哲学家须有寻求客观真理之诚心”，后又强调“如无求真之诚，虽聪明博辩，亦止于成为粉饰之学”。先生毕其一生都强调并贯彻、践行真诚的理念。对于做学问，他提出“三真”，即“真情实感”、“真积力久”、“真知灼见”，推崇“修辞立诚”；对于立身做人，先生强调要诚以待人、诚以处事，把思想和生活二者统一，达到“诚”的境界。先生文风简实、生活简朴、待人平易、表里如一，这是我切身感受到的，从来没有丝毫装腔作势、故弄玄虚的感觉，使人切身感到古人倡导的“广大高深不离乎日用”的大家风范和人格魅力。
四是先生强调治学应独立深入思考，反对浅尝辄止、不求甚解。先生家学渊源，青年时期受其兄申府引导受过分析哲学的训练，追求将唯物辩证法、逻辑分析法相结合的研思方法，30岁前完成了煌煌大著《中国哲学大纲》，首开“中国哲学问题史”之先河，40岁完成“天人五论”，提出自己独立而系统的哲学见解，奠定了在中国哲学界的学术地位。先生自己曾说，他的讲课和文章从不以口辩为能，而以条理和观点取胜。先生曾多次谈到思考的重要性和方法，影响比较深刻的一是引用司马迁提出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强调通过学习深思，要真正理解和懂得研究对象的意义和奥蕴；一是荀子的“虚壹而静”，强调认识和思考问题要有虚心、专心和冷静的态度；先生还引用过孔子《论语》中的“子绝四”来说明思考问题要避免以自我为中心的固执己见。先生曾和我提到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些学者撰文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性善论”的文化、“主静的”文化、“重视精神”的文化、“内向的”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性恶论”的文化、“主动的”文化、“重视物质”的文化和“外向的”文化，在肯定“五四运动”高扬“科学”、“民主”的大旗，对于反对专制礼教和宗法观念的巨大历史作用的同时，先生指出上述结论过于简单、片面和肤浅，缺乏缜密的思考和分析，甚至混淆了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而这些学者主观上要彻底反传统，实际上在思想方法上还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习惯于笼统思维，缺乏分析意识。由此他教育青年学生要注意深入学习和思考，轻易提出某一观点或者对别人的观点盲信和盲诽都是无益的，是“失于深沉”。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张岱年先生以对中华民族的赤子之心、赤子之德，走完了自己95岁的一生，哲人其萎，功业常青！
（来源：光明日报；周猛 作于西藏阿里改则县鲁仁镇繁星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