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社会组和文学组从古圣寺搬住到靠近草街子嘉陵江岸一个山头的回龙寺里学习。这个庙比较破旧，课室将就可以安排，床铺搭在菩萨脚下，虽然条件相当差，但大家学习热情很高。社会组新来一批年龄较大的同学，分两个班组织教学。从延安来重庆后被分派到育才学校工作的共产党员苏永扬大哥担任社会组主任，他自编教材讲授抗战史，使我们对国共两党所代表的不同阶级本质及其实施截然不同的路线，有了基本的认识。越听苏大哥的讲课，越对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各解放区充满着敬佩和向往的心情。蒋路大哥讲授的社会发展史和意姐讲授的近代史，阐述通俗，很好理解。最使我们学得费劲的是罗克汀老师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由于我们对资本主义大生产情况不熟悉，罗老师就列举一些乡镇上的交易情况和作坊生产扩大情况，作深入浅出的讲解，才使我们对剩余价值的涵义和价值规律公式，有了大致的理解。罗老师讲话广东话口音较重，初听不甚习惯，多听几课也就顺耳了，他在引证卡尔·马克思的论点时，经常只用“卡尔”二字代替马克思，因此课堂上总是不断听到“卡尔”“卡尔”的称呼，从语气上表现出对“卡尔”有一种亲热的情感。后来，我读到一本罗克汀老师与侯外庐合著的论中国经济问题的书，得益非浅。再读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就感到顺理顺心，越读越有趣味。
在回龙寺庙里还有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一天社会组高班的李少白同学突然在走廓里高唱：“起来！饥寒交迫……”我们被他壮烈的歌声所吸引，也就跟着他第一次学唱起《国际歌》。再就是，8月15号日本刚宣布投降，住在古圣寺的庄严大哥连夜谱写一首能配上秧歌锣鼓的胜利舞曲。他兴致勃勃地来到回龙寺，在天井里教文学组、社会组全体同学唱。秧歌扭法同学们都熟悉，因为陶校长早就派戴爱莲老师到重庆新华日报社学了秧歌舞回来，把全校师生几乎都教会了。庄大哥根据秧歌节奏谱配的明朗欢快的歌词和曲子，大家一学就会。第二天，我们唱着“敲起锣鼓放鞭炮……”，把秧歌舞扭到附近村庄去，与群众一起庆祝抗战的胜利。
在陶校长“社会即学校”的思想指导下，过去几年学校经常利用重庆冬春雾季可免空袭的条件，组织各组同学轮流到重庆见习，故有“雾季见习团”的传统，这是以社会为学校，走向社会学习的好方式。1946年春，我们社会组和文学组共六、七十个同学，在苏永扬大哥、意姐、微姐（周微林）、蒋路大哥率领下，从草街子乘三艘木船顺嘉陵江而下，一天内抵达重庆。我们集中住在靠近珊瑚坝半山腰临时借用的几间平房里。当时自带被盖，打地铺睡觉。没有桌椅，就席地而坐，学习讨论。几位大哥、大姐四处联系，先后邀请了茅盾、田汉、华岗、何其芳、叶以群、胡风、聂绀弩、李燈之、陈家康等作家、学者来给我们作报告。他们在讲话中，从不同角度揭露了国民党的罪恶黑暗，讲了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传授了一些学术知识和他们可贵的实践经验。能亲聆这么多有成就的老前辈的教导，真是大开眼界，深受教益，鼓舞着我们积极献身革命的精神。记得茅盾来讲话时，坐在房间前面当中的藤椅上，我们几十个同学围着他坐下，交谈得非常活泼风趣。他谈话语调不昂，声音较轻，但很亲切，主要是阐明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以及他创作《子夜》的构思过程。文学组的同学发言提问很起劲，也没啥顾虑。有个同学甚至这样说：“《子夜》对资本家描写得生动，对共产党员在工人中的作用写得不生动。”茅盾听了笑笑，把当时社会背景作了些说明。最后对我们提出了“要学习你们的陶校长，走到群众中去”的希望和要求。同时，我们住的地点正面临着珊瑚坝飞机场，每天都看到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家眷太太、小姐车来车往，抢装飞机，繁忙外运，争先恐后抢着到各地去“劫收”。他们在发了八年国难财之后，又要去发胜利财了。国民党当时趁日本兵投降，正在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重庆的社会混乱现象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的腐败本质。
在重庆见习活动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为邮政工人的斗争帮了个小忙，心中很感快意。一天夜里，一个熟人把我领到位于林森路（今人民路）一栋邮政管理局的后楼上，靠很里面的一间房内，罩子下面的电灯很明亮，一位邮政职工热情地接待我，嘱我为他们刻写一张腊纸。钢板铁笔已经备好。我当然非常高兴，立即伏案工作起来，且用仿宋字体刻得很工整。那是一张关于邮政职工要求民主和平、反对打内战的传单。文中列举了政府不顾人民死活、物价飞涨、公务人员待遇菲薄难以生存的事实，揭露了国民政府官僚贪污腐败的罪恶，提出了反对内战、建立民主政治的要求。刻毕，我又仔细地校对一遍。接着，那位职工说在那里还不便印，要我设法找个可靠的地方代印。我想了一下，把此事接受下来，将刻好的腊纸藏于内衣里面，立即跑到管家巷28号（育才学校驻渝办事处）。找到苏永扬大哥，说明了情况。他把腊纸的文字仔细看了一遍之后，又把社会组的大同学徐永培找来商量，确定由徐亲自负责油印。第二天印好裹成一大包。苏大哥怕我出事，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条乡下人常用的土蓝花布大方巾，把油印品包扎好。我也打扮成一个乡下人的样子，谨慎地提着包裹从较场口下坡穿过几条小巷，进了邮政管理局后楼的那间房子，把油印品交给了原来接待我的那位职工。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当他知道我还要回草街乡下学校时，热情地邀我坐他们的邮车。此时陶校长决定，把学校从古圣寺、回龙寺迁到重庆红岩村来，组织学生回去搬家。我照约去邮政管理局上了邮车，躺在一堆软绵绵的邮包上，一觉醒来已到了北碚。
过些天，我在一张重庆的报纸上，见到了关于邮政职工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新闻报导，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味儿。
作者：冯鸿甲（陶行知先生创办的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
文章来源：上海市陶行知纪念馆根据冯鸿甲手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