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倾情教育，工龄与华东师大同龄
袁运开的书房，内设简单而朴素。
他喜爱书法、绘画，书桌上整齐摆着文房四宝。房间里的柜子里和地上，满满的都是书。
清心寡念，善气迎人。“来看过书房的人，都感慨于他生活的简单、不追求物质的淡薄。在上海，这算得上‘陋室’。”袁运开的女儿袁芸说，“他一心扑在了学校和教育事业上，华东师范大学是他奉献一生心血的地方。”
2017年4月12日，袁运开走了，离开了他喜爱徜徉其中的丽娃校园和终生眷恋的教育事业。
袁运开，中国自然科学史与自然辩证法学科奠基人之一，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
他长期从事理论物理、物理学史和自然辩证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致力于探究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师范教育办学规律、人才培养规律。他在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之际走上华东师大领导岗位，砥砺前行14载，为学校改革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华东师大原党委副书记吴铎与袁运开在领导班子里共事过八九年，在他眼里，“袁校长为人谦和，做事有干劲，改革有力度”。
1951年从浙大毕业后，袁运开被分配到华东师大。他是华东师大物理系创建与发展的见证者。他来时，物理系正处在新建阶段，包括袁运开在内当时一共只有7名教师。
从1955年开始，袁运开跟随冯契教授学习了两年左右哲学。这段经历为袁运开之后研究自然辩证法打下了基础。1962年，学校派袁运开到中国人民大学参加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史进修班，这之后，他的专业研究方向完全转向。从中国人民大学回来后，他就开始教授自然辩证法、物理学史这类课程。
工作几十年来，袁运开换过几次专业方向，经历过多个不同性质的岗位转换。“每改变一下位置，我总是兢兢业业于新的事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新的努力方向。虽然没有做出什么大成绩，但无论在什么岗位，或者从事什么专业工作，我都能做到‘干一行、爱一行’，努力实现自己的工作目标，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任务。”袁运开生前曾谦逊地说。
这一生，袁运开在理论物理、物理学史和自然辩证法领域，从事着他热爱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上世纪80年代初主编的《物理学史讲义——中国古代部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中国古代物理发展史的教学与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所提创造性见解填补了我国物理学史研究的诸多空白；主持编写的《科学·技术·社会辞典》获第三次全国教育图书一等奖。
1994年底，袁运开退休。之后，他仍坚持为学校的教师教育、国家和上海市的普通教育做着在他看来一些“具体”“琐碎”的工作，包括课题研究、教材编写、鉴定论证等。“他常这样说，只要还能做一点工作，就决不会推辞，尽管作用有限，还是愿意多出一份力、多发一丝光。”袁芸说。
“加深内涵，扩大外延”，坚持师范性与学术性并举
袁运开在改革开放之后走上学校的领导岗位，肩负起学校改革发展的重任，提出了“扩大、提高、开放”的学校建设具体设想，为把华东师大建设成一流的高等学府做出了不懈努力。
改革的动力源于袁运开长期关注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师范教育，以及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他通过比较中美一流大学，在高等师范教育的体制、办学方向、师资培养、教学改革、课程设置、学科教育，以及中小学教育学生质量目标和课程、教材改革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
吴铎说，袁运开的两个重要想法影响着学校的发展方向：一个是要发挥重点师范大学的优势和长处，多层次、多渠道、多方位地为国家多培养人才。另一个就是要建立成人教育学院和教育管理学院，让已经在职的人员也有机会得到提高。
“‘加深内涵，扩大外延’，推动学科、专业、课程建设。”在师范院校人才培养上，袁运开的宗旨是“强调师范性和学术性的统一”，培养出在某一学科具有较高造诣的教育家。在他看来，师范院校的教师，可以不是各个学科只围绕教育进行研究，其他“高、精、尖”的研究都可以做，否则业务水平难以提高。
袁运开认为应“变”的还有师范院校的专业课程设置，不能只针对中学里的一些基础课程，这样无法打开学生视野。他提出“专业学科建设要深化内涵，扩大外延”的理念，深化内涵就是要提高专业教学质量与学术水平，扩大外延就是说专业涵盖面要扩大，要增设新的专业，培养学生更好的适应社会需求。
在这个基础上，华东师大很多新的专业和研究型实验室逐步建立起来了，为学校学科建设的发展打下初步基础。
梳理华东师大的发展脉络，在袁运开看来，改革开放以后，学校在逐步从师范性大学向综合性大学转变，成为以教育学科为特色、文理学科为基础、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重点师范大学。
袁运开曾说，学科分出来的过程，就是华东师大学科变化最大的时期。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可供学生选择的学科面扩大了，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当时开设第二专业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辅修专业的设置可以使学生的知识面宽一点，将来就业机会也多一些。毕业以后拿双学位，对学生们的发展前景更有利。
扶持青年教师，着力提高师资队伍水平
“老校长是我人生道路上的‘救星’。”华东师大1987届博士毕业生、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杜杰惊闻袁运开老校长逝世，心情就再也无法平静，心里那些沉睡了几十年的旧事一一被激活。
1987年秋，经过本科、研究生阶段的10年学习，杜杰获得理学博士学位，拿到了华东师大带有袁运开签名的第九号博士学位证书。“这是袁校长在我的证书上的第一次签字。第二年的春天我被聘为讲师，聘书上面又有袁校长的签字。”
“袁校长为我第三次签字很不寻常。”1988年4月底，杜杰获悉他拿到资助，被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录用，可以去做访问学者。作为一名刚留校工作的青年教师，杜杰深知当时的出国留学政策较为严格，觉得“大概走不了”，之后陷入无限的遗憾之中。
谁知，几周后的一天，杜杰被告知“准备出国吧，校长签字特批了！”
如今，杜杰已成为华东师大的一张海外“名片”。他始终感激袁运开老校长对青年教师的竭力帮助和扶持，感恩于老校长卓著的远见和胆识成就了他。
杜杰的成功出国深造得益于袁运开的青年教师人才培养战略。在袁运开看来，办优质的高等教育，除了加强学校学科建设，还要“走出去”，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培养优质师资队伍。
在一份学校的文献资料中，记者看到了袁运开开展国际交流的一个迫切原因：当时，华东师大的师资力量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情况，老教授多数已经60多岁，中青年教师教学水平亟待提高。要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和培养有国际视野的师资队伍，一定要扩大国际交流合作。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校际交流，学校先后选送一批教师去国外进修，也有少数教师取得奖学金资助出国深造。当时教师进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教师的英语都不太好，很多人以前学的是俄语。学校为此专门建了一个外语培训中心，组织教师进修半年英语，有计划、有目的地选派教师出国深造。
吴铎介绍说，1978年至1991年，学校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及校际交流合作条件，共向23个国家和地区派出半年以上留学的教师，约占教师队伍的29%。“这一举措对学校整体教师队伍和教师梯队的建设，教学、科研的发展和学校管理水平的提高，都产生了很大推动作用。”
为激励优秀中青年教师脱颖而出，袁运开千方百计出新招：发挥老一辈专家学者传帮带的作用，通过给老教师配备助手的方式，请老教师指导一些课程的教学或学科的研究。很快，有些教研室形成了老中青结合、构成合理的学术梯队。
袁运开还设立教学优秀奖评选制度，表彰在提高教学质量、教书育人方面做出优异成绩的教师；设立“中青年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扶持中青年优秀学术著作的出版。除此之外，袁运开在专业技术职务评职中，打破论资排辈，破格提升优秀中青年教师。1986年初，学校在全国重点高校中率先评聘了年仅34岁的郑伟安和肖刚两位教授，在国内引起较大反响。此后，学校先后评聘了65名年龄在三四十岁的副教授。
从校长岗位退下来以后，袁运开曾去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进修，“考察世界一流大学，看看有哪些经验和优点可以被我们吸收利用”。回来后，他写了一份报告，详细阐明了他们的长处，包括课程设置、学校管理以及学科研究工作、文化设施等。
作为华东师大的老校长，如果用一句话表述对未来华东师大的展望，袁运开期望会是什么？
他曾语重心长地说：“当然希望华东师大能够成为一所高水平大学。师资要强，学科研究水平要高，对国家的贡献要大。学生们不仅学风好，素质也要高，要真正愿意为国家贡献力量。”
他还说：“要响应中央‘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指示精神，加强大学内涵建设，把质量搞上去。首先保证质量，特别是本科教育质量，要花大力气去提高。当然根据国家需要和科技发展需求，结合学校学科基础，发展新学科或整合现有学科则是完全必要的，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袁运开恪守华东师大“求实创造，为人师表”的校训精神，在为人处事方面为后人树立了典范。他的一生，是勤勉奋进、勇于开拓的一生，是教书育人、潜心科学的一生，是探索创新、成就卓著的一生。
来源：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