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在炫富?一则消息引发了舆论的热议。事情起于26日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在北大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仪式上的讲话。周其凤说，在1999年至2010年之间，北大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连续三年雄居内地高校首位。
疑问：“大师”能被“大款”取代吗?
梅贻琦先生说:“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时过境迁,难道“大师”要被“大款”取代?曾几何时,大师是大学之宝,其学术造诣精湛,人格修养极高,受到全社会的尊崇,社会地位极高。而如今,这样的情形已然鲜见。我们看到的是,现在大学里的众多所谓“大师”,身兼数个“显耀”职务,整日疲于四处奔波。大学独立的学术精神正在被物质奴役,大师的逐渐荒漠化已成为大学难以遮掩的痛楚。
大学当然可以制造富豪,无可厚非。然而,大学当有的厚度、深度,不应在此。如果把培养出的富豪数量当成荣耀,未免有失偏颇。量化的金钱,不能在大学里变成衡量成功与否的尺度。如果这种单向度的评价标准在大学里畅通无阻,大学这块思想和道德的高地将会沦陷。有人提出,精英必须具备两方面因素:一是潜能,二是公共意识,缺一不可。知名学府,本应是培养社会脊梁的地方。这里的氛围如何,这里的导向如何,关乎的不仅仅是一校之得失,而是整个教育之风气。名校中的学子,个个千里挑一,心中应有的是独立思考和捍卫社会基本价值的志向。如果仅仅是在智力方面堪称一流,却缺失公共精神与底层关怀,无疑让人担忧。假如越来越多的学子,想的只是如何升官、发财,那将是教育的悲哀。
学校乃教书、育人之所,非炫耀财富、谄媚权力、哗众取宠之地。时下,《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正在上映,电影中有一场大学师生间关于新旧文化的激烈辩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轮番挑战辜鸿铭,他们之间的辩论可谓精彩纷呈、引人深思、发人深省。那是一个意气风发、激昂蓬勃的时代,而今的高校还有如此博学而有思想的大师吗?还有这样的宏辩吗?中国的众大学理应深刻自省。(光明日报)
观点：“清华秀官，北大炫富”外界不必故作惊诧
北大确实培养了为数众多的富翁，这是事实。但对于北大校长的此番讲话也不必做过度的解读，尤其要避免断章取义。
周其凤讲话的场合是北大企业家俱乐部的成立仪式。在什么山唱什么歌，这个俱乐部是由企业家组成的，台下坐着的也大多是企业家，作为北大的校长，说说自己的学校培养了多少亿万富翁也不过分。只是这作为新闻被发布后，反而引起了波澜。听众不一样了，场合不同了，引起了不同的反应也算正常。
仔细考察，周其凤在讲话中不是只说北大培养了多少富翁，还说，希望北大的企业家在创造财富，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成为践行公益、推动慈善的先锋和楷模。北京大学前校长许智宏院士也表示，社会责任的高低才是评价企业家是否优秀的最终标准。
据说百度CEO李彦宏、体操王子李宁、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都是北大校友。北大企业家俱乐部会不会像一些被公众另眼相看的富豪那样，只知花天酒地、不问民生疾苦?这个俱乐部的董事长俞敏洪表示，俱乐部有志于进行一场社会教育，以北京大学的优良传统引导中国的企业家承担起社会责任。看来这与北大校长的表述相符。当然，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面对舆论，北大企业家俱乐部唯有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如果北大培养出来的企业家都能独树一帜，为自己所在的行业注入崇高理想和价值，从而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那么，他们被北大校长引以为豪也是理所应当的。
大学并非以培养学术人才为唯一目标，如果校友里出了亿万富翁，只要财富都是取之有道的，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把他们打入另册。大师是人才，企业家也是人才，他们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现如今很多大学都设有商学院，规格稍高一点的大学每年都在颁发MBA的学位，大学里的人谈商谈钱，并不是耻辱的事情，只有那种拜金的媚态才为人不齿。我们要正确理解北大校长的讲话内容，就不能脱离讲话的对象和背景，否则就可能断章取义。
无论哪个大学，不可能把学生全部培养成学术精英，还必须培养社会其他领域的精英，企业家作为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当在其中。北大能培养出大批的优秀企业家本身就是一种成功，如果这些企业家能把大学的精神带给企业和社会，就能体现出更大的价值。对此话题，大学校长没必要避讳，听到大学校长谈富豪，外界也不必太惊诧。(齐鲁晚报)
思考：读书是有用的，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在相当程度上，财富多寡与个人能力是有联系的，北大“炫富”之时肯定也认可这一点并不是说大师就不能有大财，也不能否定大财者就不能成为大师。事实上，北大这79位亿万富豪中，很多人都不失为其个人发展领域的大师级人物，例如李彦宏是公认的全球最顶尖的搜索引擎工程师，王志东是中国网络之王、IT界风云人物、中国互联网创新之父，李宁是体操界的大师级人物，等等。如果仔细去辨析，北大这些富豪校友中，大部分都不是空有其财，不少人的个人能力在某个领域均已超越常人，并且，这些富豪多数都比较年轻，未来的深造和发展还难以估量。那么，这类人完全可以说既是北大培养出来的富豪，也是北大培养出来的大师级人物。(邓子庆)
坦白地说，这则新闻只是陈述了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实，尽管很容易激发公众“要大师还是要富豪”的唇枪舌战，但有两个逻辑需要厘清：一者，北大校长的一番慷慨陈词，是讲于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仪式上，不在学生聚集的课堂;二者，概括企业界优秀人才数字的目的，在于希望北大的企业家校友始终牢记北大人的责任和使命，在创造财富，追求经济利益同时，成为践行公益、推动慈善的先锋和楷模。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去考量，北大校长别说是坦言了“79位亿万富豪”的事实，就算是花费些时间，把这些个富豪一一掰开来好好地讲一讲，抖落抖落详细的家底，也没有多么的“不可原谅”因为其选择场合妥当且初衷良善。而更重要的是，即便这样的信息传播开来，也从另一方面传达了一个信息：即读书是有用的，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李丽芳)
建言：北大造“大款”更要造“大师”
在100多年前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有这样的文字：“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不可因劣就简，有失首善体制。”而奠定清华校格的教育思想家、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先生说：“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这些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一个是在说“京师大学堂”的国家地位等，一个是在说大学校最该做什么。
当然，时代不同了，北大也要与时俱进，现在我们处于市场经济的时代，大学当然就可以就造富豪，这些都无可厚非。但无论怎么与时俱进，北大作为国家顶级学府的地位并没有变，仍然是“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而为国家造就人才的责任更大更重更紧迫了。因此，若是一味把出了多少亿万富豪作为资本来炫耀，就失去了大学应当有的厚重底蕴。
试想，如果一个国家的顶级学府把可量化的金钱变成了衡量成功与否的尺度，大学恐怕就不是“大师之谓也”而是变成“大款之谓也”了，这是大学的悲哀。
当今的中国，缺的并不是大款，而是大师。回望北大的历史，她曾经是一个聚集和造就大师的福地与摇篮，大师级人物成就璀璨辉煌，他们以自己的学识和人文关怀，在科技、文化等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公众或许更想问问北大这11年倒是出了多少位钱学森似的大师? (新华网张冰歌)
（新闻来源：半月谈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