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悲伤的夏季。仅最近短短一周的时间，在南昌、上海，就先后有两家人的孩子全部遇难。
逝者已无法知晓生者的悲哀，就如同生者无法知晓逝者的旅程。花儿般的年龄，花儿般的岁月，都在池塘的积水与高楼的坠落中结束。
这两起事件中孩子们的父母，有着共同的身份：进城谋生者。南昌池塘遇难三姐弟的父母，是最普通的进城打工者，孩子无力带在身边，成为留守儿童，由年迈的爷爷奶奶照顾；上海坠楼的两女童家庭情况稍好，父母开了一家餐馆，孩子带到上海，但父母忙于生计，独自在家。
除了这两起事件之外，近期，因6月29日，湖南娄底万宝镇田心村唐家组两名6至8岁左右的孩童不慎坠落池塘溺亡等4起事件，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近期连续发生4起学生溺水事故的通报》，要求“各地各校要引以为戒，进一步强化安全工作责任制，完善安全工作机制”。
在我看来，此通报的核心内容，只能称之为“应急性应付举措”。原因在于，引发以留守儿童为主的各种各样孩子死亡事件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安全工作责任制，而在于社会和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公共服务的缺位。或言之，首先是社会公共产品供应的不足，然后才能说得上管理问题。
首先分别来看看农村和城市能够给孩子们提供些什么？对于孩子们来说，专用的活动场所和设施，是他们成长中必不可少的东西。
中国广大农村——打工父母离开的地方——留守儿童居住的地方，坦率地说，这样的公共产品几乎就没有过。多少代人的童年，就是在田间地头、池塘边度过。在很多成年人的成长记忆里，“水鬼”是父母们恐吓自己远离池塘、河流的惟一警示。
历史虽然如此走过，但在那些年月里，没有多少父母因生计离家远行，没有多少孩子的童年只由年迈的爷爷奶奶陪伴度过。这也就意味着，孩子们可以在更多成年人的目光中，嬉戏于乡野之中。意外发生时，他们也可以最大可能地获救。
情况，在不知不觉中变化，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的速度和力量，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但在这一社会变革大潮中，更需要社会公共服务迅速发展、提升，弥补起父母远行留给孩子们的伤创。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样的变化开始发生至今的十几、二十多年里，能够在此方面有所作为的机构、部门，几乎什么也没有做。自上而下，有意无意间，孩子们可能遇到的伤害，被忽视了。
受到这种伤害的孩子们，有多少？南昌遇难儿童所在乡镇相关部门的说法是，这里的老百姓除了少数留在家里种田外，大多数都外出打工。由此造成的留守儿童，最起码是50%至60%。
在农村，孩子们的生存状况如此，城市里会好些吗？上海坠楼儿童事件，给了另一个层面的解答。从农村到城镇，从中小城市到大城市，融入城市，是身为打工者的父母以及孩子们需要直面的最主要问题。城市能够提供给城市孩子的东西，外面来的这些孩子们能够顺利享受到吗？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他们能够顺利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生活吗？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儿童坠楼事件的原因，固然与父母失职，将未成年人独自留在家中有关，但在此背后，更大的问题则是外来工家庭如何融入城市的问题。打工者来到新的城市，城市社区能够提供给他们多少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城市生活、高楼居住与平房居住的不同，有没有人告诉过他们？
在问题的另一方面，上述农村儿童活动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在城市，即使是一些大城市，同样存在。在中国城市高速扩展的过程中，有地盖楼，没地建个儿童滑梯的情况，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很多公共服务提供部门，没有学会承担责任，反而学会了推卸责任，在不少地方，只因害怕承担儿童娱乐设备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意外责任，干脆不肯提供这样的公共服务与产品。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前行，已经为公共服务与产品的完善，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庞大的财政收入、庞大的经济总量，如果还不能解决一下孩子们的问题，这些数据，在我看来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再苦不能苦了孩子，不能是句口号。
最后要说的是：意外，如果太多发生，就不再是意外。
而更宏观层面的数据是，2012年9月，教育部公布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为2200万。
在农村，孩子们的生存状况如此，城市里会好些吗？上海坠楼儿童事件，给了另一个层面的解答。从农村到城镇，从中小城市到大城市，融入城市，是身为打工者的父母以及孩子们需要直面的最主要问题。城市能够提供给城市孩子的东西，外面来的这些孩子们能够顺利享受到吗？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他们能够顺利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生活吗？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儿童坠楼事件的原因，固然与父母失职，将未成年人独自留在家中有关，但在此背后，更大的问题则是外来工家庭如何融入城市的问题。打工者来到新的城市，城市社区能够提供给他们多少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城市生活、高楼居住与平房居住的不同，有没有人告诉过他们？
在问题的另一方面，上述农村儿童活动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在城市，即使是一些大城市，同样存在。在中国城市高速扩展的过程中，有地盖楼，没地建个儿童滑梯的情况，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很多公共服务提供部门，没有学会承担责任，反而学会了推卸责任，在不少地方，只因害怕承担儿童娱乐设备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意外责任，干脆不肯提供这样的公共服务与产品。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前行，已经为公共服务与产品的完善，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庞大的财政收入、庞大的经济总量，如果还不能解决一下孩子们的问题，这些数据，在我看来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再苦不能苦了孩子，不能是句口号。
最后要说的是：意外，如果太多发生，就不再是意外。（新闻来源：工人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