陡红小学新貌。（资料图片）
上世纪80年代的陡红小学。戴兴堂 摄
陡红小学六年级（1）班学生在上科学课。 戴龙飞 摄
本期关注
农村教育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省会泽县陡红村陡红小学开始了自己的进化史。从主要靠族人出资，到全体村民自筹资金，再到政府全面出资，陡红小学也从蜗居祠堂，慢慢蜕变为一所拥有数栋楼房、操场、教学设备齐全的现代化标准学校。
“克绳祖武”、挣工分、勤工俭学、募捐集资、扫盲、两免一补、营养改善计划、“985”……70年里，陡红小学与共和国一起成长，陡红小学身上的每个历史名词，都是共和国教育发展宏大历史的投射。一滴水可以映出太阳的光辉，从陡红小学的“三级跳”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新中国教育发展的生动实践和蓬勃脉动。
1946年，云南省会泽县陡红村老支书杨安甫当时7岁，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纪。“雨碌中心国立学校”就在家门口，上学只需步行几分钟。每天，杨安甫先要过一道校门，再进一道挂着“克绳祖武”牌匾的拱门，才能到达学堂。
“当时学的是《三字经》《百家姓》，也学点儿算术。1949年解放后，有了历史、地理、语文，还有音乐。”谈起往事，今年80岁的杨安甫有点儿激动，甚至还哼起了《黄河大合唱》的旋律。
70多年过去了，杨安甫看着陡红小学一步步从一间祠堂变成如今拥有一栋3层教学楼，一栋3层教师宿舍楼，一栋两层食堂，篮球场、厕所完备，计算机室、科学教室、音乐教室等六大功能室齐全的学校。而且，孩子们每天可以吃上有肉有菜的营养餐，不用花一分钱。
从祠堂里生长出来的学校
说起戴姓祠堂，退休教师戴普润打开了话匣子。他在陡红村出生，在陡红小学完成了小学学业，毕业后又回到了陡红小学担任教师、校长长达31年。
“陡红村几乎全部是我们戴姓族人。戴姓族人很有眼光，为了给家族培养更多的读书人，1912年家族出资聘请了宣威西泽人王永吉，在家族的祠堂中开办学堂，学生主要是戴家子孙。”戴普润说。
1954年，戴普润7岁，到了上学的年纪，就直接来到了“自家学堂”读书。
“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政府面对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不可能投入大量资金兴办农村教育，只能强调‘农民的教育自己办’，戴姓族人依然是陡红小学的主要出资人。”戴普润说。
戴姓出资修葺了祠堂学校，“是全村最好的建筑”。当时戴东印是乡长、戴秉强是先生、戴秉贤是老师，一个由地方长者、乡绅组成的股东会负责整个学校的运行，戴家拿出一部分公地地租，用来延请教师、修葺房屋、添置学习用品等。
至今，戴普润仍清晰地记得拱门上挂着的“克绳祖武”的匾额。
“克是攻克、绳是束缚，匾额记载的是戴氏族人攻克匪患的功绩。而把学校建在祠堂，也是表示对祖宗的敬意，对教育的重视。”戴普润说，小时候读书是很庄重严肃的事，“每次先生要求我们背书的时候，我们都要先在孔子排位前作个揖，然后再开始背”。
解放初期，师资困难，陡红小学4个年级80多名学生只有一位教师赵国义，但是赵国义却是后来的会泽县副县长、林业局局长、邮政局局长等“一大批优秀的人”的启蒙老师，这其中还包括上世纪80年代陡红小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戴普焱。
到上世纪60年代，陡红小学规模扩大到100多人，把周围3个村子的学生都收来了，教师更加紧缺。
1961年，戴普润因成绩优异，品学兼优，被推荐到了者海镇东四中上初一。没过多久，他的老师赵国义找到了他，希望他能回陡红小学任教。
“那时候我只有15岁，家里穷，早点儿工作可以补贴家用，我就答应了。”戴普润说，“语文数学全兜底，我们3个老师上4个年级的课，一天挣10个工分，相当于一个成年劳动力了。”
戴普润仅在陡红小学当了一年老师就被调到了盐滩小学，但是这一年他却教出了一个“好学生”，这个学生就是陡红小学发展史上的另一个关键人物、陡红村资历最老的支书戴兴山。
1960年到1966年，戴兴山在陡红读小学，用的是毛笔、草纸，坐的是石凳石桌，一张石桌后面4个学生，“条件很艰苦”。毕业后，戴兴山外出当兵，直到1980年才又回到了陡红。
“十几年过去了，学校建筑变化不大，学生增加到了300多名，学校空间明显不够，而且建筑老化严重。”在戴兴山眼中，陡红小学该变一变了。
与戴兴山有同样看法的还有戴普焱。1955年从陡红小学毕业后，戴普焱一路念到了东川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邻镇者海当教师，1978年调回陡红小学担任校长。
再次回到母校，戴普焱用“大吃一惊”来形容——戴家的老祠堂，到处是塌梁断柱，倒塌的墙壁，甚至要用树枝来堵。
“万一倒塌怎么办？老师和学生的安全谁来保障？”在戴普焱看来，陡红小学也该变一变了。
然而，“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乡村一片萧条。“得找钱。”戴普焱想。
不久，机会来了。县教育局召开年度教区负责人会议，戴普焱参加，“听报告、小组谈论结束后，我大着胆子把陡红的情况如实说了，当时会场一片寂静”。
戴普焱感到肩膀被人从后面敲了一下，他回头一看，是自己在东川师范学校的班主任杨能，当时正任会泽县教育局局长。杨能告诉他：“晚上你来我家一趟。”
怀着忐忑的心情，戴普焱晚上来到了杨能家。
“你今天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是不是事实？”杨能问。
“我在您手下读了3年书，不会说谎。”戴普焱说。
“好嘛，我给你拨6000元钱，把陡红小学修好。”杨能说。
但戴普焱还有自己的想法。“按照教育局的意思是修修补补，但是陡红小学已经300多名学生，现有规模已经无法承接这么多人，而且祠堂已经用了几十年，没有修的价值了，应该推倒重建。”戴普焱没有直接表达他的意思，而是保证回去完成任务。
回到陡红小学，戴普焱跟教育组长表达了他的想法。“6000元想建一个新学校？而且你拆了戴家的祠堂，族人会允许吗？”教育组长反问。
戴普焱不是没有考虑过自己叔伯兄弟们的想法，“这是拆自己家的祠堂，宗亲反对声很大，但是我是校长，要对师生生命安全负责，而且办好教育也是为了戴家的未来。”在宗亲的一片反对声中，戴普焱还是开工了。
拆掉祠堂，重建学堂
顶着重重压力，陡红小学重建工程在1982年底开工了。推倒祠堂，一切重来！戴普焱干劲很足，教师和乡亲们也很支持。
当时，《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的发布，也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各地农村纷纷自发集资、募捐，多渠道筹集资金，兴办教育。
仅仅一年，一栋两层10间屋子的土木结构小楼就建了起来，总造价1.5万元，除了县里给的6000元，剩下的全部为自筹。
“事实上，当时是缺钱、缺料、缺人手。”用戴普焱的话来说，重建学校是“凑毛擀毡，越擀越宽”。
缺钱，村民们5元、10元地凑；缺料，老百姓有木料的捐柱子、椽子，有砖瓦的捐砖瓦；缺人手，17名教师全部上阵，扛木料，搬砖瓦，“肩膀都压坏了”……
房子盖起来没几年，戴普焱就调走了，接任校长的是戴普润。
“1988年我又回到了陡红小学，两层土木结构的房子已经建成了，当时陡红小学是我待过的学校中条件最好的，不过仍有遗憾。”戴普润所说的遗憾是学校没有厕所、操场等配套设施，条件依然艰苦。
戴普润找到了他的学生，时任陡红村支书戴兴山，希望他能动员村民集资把厕所、操场等修齐全。
“当时陡红村经费仍然十分紧张。”戴兴山回忆，但是戴普润认为，“经费再紧张，为教育花点儿钱是值得的。”
戴普润说服了戴兴山。戴兴山带着大队成员挨家挨户集资，最后筹集了9000元，为学校修了厕所，平了操场，建了篮球场，添置了简易课桌椅……
回忆过去，戴兴山觉得特别不容易。
“当时的国家政策，教育是分级管理，中学属于县级，小学属于乡级管理。修建学校主要靠村民集资，陡红村除了募捐的，每人集资5元，大队干部天天下去向老百姓集资。”戴兴山说。
为了解决经费困难，198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将教育附加费细化到乡级人民政府，学校新建、改建、扩建所需资金的筹措细化到乡和村，增加了将学校勤工俭学收入部分应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的内容。
戴兴山对勤工俭学印象深刻。“那时候地方十分贫穷，学生的课本、本子、铅笔，教师的教具，照明的燃料都没有。”学校每周拿出一天时间，由老师带着学生做一些本地劳务性的东西，拾柴禾、搬砖瓦、背煤炭、摘野果……通过劳动收入解决教学所需。
当时，后来的陡红小学校长陈正亮正在学校当班主任，从二年级到五年级，两年多时间，陈正亮带着班上30多个孩子通过勤工俭学挣了500多元钱。
“那时候学费仅仅8毛钱，但很多乡亲还是交不起，通过勤工俭学，那几年班里没有一个学生向家里要钱交学费。我们还买了许多学习用品，完全自给自足。”陈正亮说。
乡里补助、群众集资、勤工俭学……“苦”字当头，让陡红小学从蜗居祠堂变成拥有两层土木结构教室的楼房，还配备了厕所、操场和简易课桌、教具。
至此，陡红小学一跃成了四里八乡“最好的小学”。
1993年，戴普贵接任戴普润担任陡红小学校长。戴普贵赶上了好时候，更办了一件好事情。
好事是指1998年陡红小学被列为土木校舍改建工程项目学校。“当时，上级补助了5万元，本村群众人均集资40元，共集资8万元，建了一幢面积为34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教学楼。陡红小学的建筑面积大大扩张，办学条件改善突出。”戴普贵说。
上世纪90年代，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确立20世纪末期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两基”），并指出“两基”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陡红小学除了日常教学，还承担了“两基”攻坚任务。
“连续3年多时间，我们白天给孩子上课，晚上给村民上课。”老教师戴普田依然记得识字课本有42课，每天晚上2个小时，教师们轮流去扫盲班。
“当时的口号是‘一长管两校（夜校和白天的学校），一师任两教’。”戴兴山说，陡红村在2000年完成了“两基”攻坚的任务。
苦字当头，实干兴教
现在的陡红小学，环境优美整洁，篮球场、食堂、宿舍、六大功能室齐全；教师办公室里挂着十几张奖状：雨碌乡先进学校、雨碌乡二类学校综合考核第一名……
“2000年以后，学校发展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一波一波的政策红利让陡红小学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不仅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教学改革不断推进，教学成果也十分突出。”陡红小学原校长戴兴胜（2001—2014年任校长）说。
2001年6月1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发布《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作出了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决定，提出了“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新体制。同时，中央决定每年拨款50亿元发展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用于危房改造、教师工资发放、经济困难学生助学等。
随着外地教师越来越多，教师住宿成了问题。2005年取消农业税之后，政府财政拨款10万元，陡红小学拆除了1983年盖的两层土木教室，盖了一幢面积为46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综合楼，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附属建设。
2006年1月，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决定今后5年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182亿元，农村中小学生每年每人减免学费140—180元。我国逐步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明确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对贫困学生继续实施“两免一补”（免除书本费、杂费，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政策，陡红村村民的负担进一步减轻。
2011年营养改善计划实施，陡红村的孩子们再次得益。
“从我读书到现在，50多年了，孩子长期吃苞谷、洋芋、黄豆。现在好了，营养餐有牛肉、猪肉、牛奶、鸡蛋，而且全免费。”戴兴山感慨地说。
2013年，为了让孩子们吃上热乎饭，陡红小学又在操场上建了一栋两层271平方米的食堂。
“孩子们有地方可以坐，有干净营养的热乎饭可以吃，家长放心，学生安心。”戴兴胜说。
2017年，陡红小学又新建教学综合楼960平方米，配备了计算机室、科学教室、美术室、图书室、体育功能室，教学质量长期在雨碌乡二类学校中名列前茅。
“雨碌乡共有13所中小学，我们定位为二类学校，在7所二类学校中，陡红小学是历史最悠久、办学成绩最突出的。从2005年开始，每年都有我们陡红小学出去的孩子考入‘985’‘211’高校。”雨碌乡中心学校校长朱云果说。
在教师办公室里，除了各种奖状，还有一个公告牌让人印象深刻：戴普增，昆明市委组织部干部；戴普义，会泽县林业局局长；孔令明，北京大学学生；戴果，南开大学学生……70年来，从陡红小学走出优秀校友近百人。
而会泽县，这个乌蒙山深处的国家级贫困县，2010年以来有128名学生考入北大、清华。
是什么使陡红小学、会泽县教育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在会泽县教育局原局长陈加明看来，一是教育投入体制改革，彻底改变了会泽教育的面貌，二是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使会泽县的教育质量大为提高。
“过去是土房子、土台子、土砖，生产队巴掌大的公房用作教室，办学堂是十分艰苦的。而随着教育经费的不断增加，一系列工程如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薄弱学校改建工程的实施，使学校建设的标准化程度越来越高，学校越来越好，多数学校已经是当地最好最美的建筑。”陈加明说。
硬件的发展最终服务于教育质量的提升。为了让更多的贫困山区学子通过教育改变命运，2000年以后，会泽县开展了系统深入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打牢了教育腾飞的基础。
“配合国家政策，会泽县也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陈加明说，首先是教育经费、人事由过去的乡镇管理统一上收到县管理，教育局有了对整体学校的规划布局和人事安排的权力，全县教育一盘棋。其次，在学校内部实行校长聘任制，彻底地去行政化，让校长安心办学。在新千年之初，当地又进行了教育资源的科学配置，实事求是地进行校点布局，“小学尽可能集中在大的行政村来办，初中集中在中心乡镇来办，高中集中在县城来办”，集中资源、规模，提高办学效益和质量。
陈加明自豪地说，事实证明，这些年来会泽教育的改革是成功的——高中教育质量突出，中小学布局合理，教师队伍稳定、素质高，生源回流……
在陡红小学的教学楼上，“苦字当头，实干兴教”8个大字闪闪发光。
“70年来，贯穿陡红小学发展史的就是这样的奋斗精神。”陡红小学现任校长戴龙飞说，陡红小学在上世纪80年代、2000年和2013年完成的三级跳，离不开苦干实干，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撑，更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关心，而陡红小学的发展史，折射的就是新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史。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