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之路

在开基创业、艰辛探索中

奠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新基础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下，新中国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事业的奠基工程伴随着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声拉开了序幕。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探索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历史征程中，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始起步和前进。通过近30年探索和实践，新中国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事业在开基创业和艰难曲折中奠定了70年辉煌发展的新基础。

收回教育主权，学习苏联经验，创建新教育制度。1949年12月，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成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重要政策基点。一方面，新中国对过去接受外国津贴的20所高等学校、544所中学、1133所小学，逐步实现教育管理权的转移，实现了实质性和卓有成效的改造。另一方面，国家教育体系全面学习“苏联经验”。这些努力，为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转成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确立社会主义新型的教育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

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工作。新中国一成立，就提出了“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的主张。1949年，政务院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教育部制定一系列具体政策，在6年里吸引和争取了以钱学森等为代表的2000多名新中国成立前出国留学人员的回国工作。从此，争取出国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成为国家出国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事业的重要内容。

启动和拓展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新中国正式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始于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交换留学生。以此为标志，新中国出国与来华留学事业正式起步，派遣留学生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也开始提上国家议事日程，并成为向苏联大量派遣学习科学技术留学生的前奏。除苏联外，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取得初步进展，包括留学生交流、教师交流、教育代表团和学者交流、向少数国家提供小额教育援助等内容。1961年到1965年，国家通过加强国内英语教育、建立研究外国问题和外国教育的基地、派遣学生赴西方国家学习外语等举措拓展与其他国家的交流。

重点向苏联大量派遣留学生，开展对苏全面教育交流与合作。由于大量向苏联派遣留学生，最多时达六七千人，使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在国外有上万名留学生。与此同时，我国与苏联的教育交流也得到全方位发展，包括建立两国政府教育部门的直接联系，聘请苏联专家来华任教，大量引进苏联高等学校教材，引进苏联的教育学和教学法，介绍推广苏联发展教育的经验，邀请苏联教育代表团考察我国教育并提出建议，推动高等学校之间建立校际联系，推动俄语教学超常规、跨越式发展。

建立出国和来华留学管理制度。1956年后，来华留学生规模扩大，留学生生源国也日益多样化。随着来华留学事业的发展，与之相关的留学生管理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国家召开了一次来华留学工作会议，出台了第一份有关来华留学生管理工作的法规性文件；召开了两次出国留学工作会议，将出国留学人员的工作方针从“根据国内的建设需要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调整为“专业上保证重点、兼顾一般；保证质量、研究生为主；满足短期需要也要兼顾长远”；还颁布了第一个全面的出国留学生工作管理制度文件。

确立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方针。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强调“要向一切国家学习，不但现在要学，一万年后也要学”“学习外国的长处时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等等。这些论述解决了为什么要向外国学习、向外国学习什么、怎么学等一系列问题，确立了新中国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方针，为对外教育交流指明了发展方向。

在曲折中拓展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文革”初期，我国教育对外交流陷入停滞。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教育对外交流逐步取得恢复性发展。应外交需要开始派遣留学生赴国外学习外语，且第一次派遣教育代表团出访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来华留学和来华进行教育访问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明显增多。以法国一所高等学校安排学习中文的学生自费到北京语言学院交流几周为标志，我国自费来华留学也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改革开放和面向世界中

开创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新时期

从1978年到2012年，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和完善，我国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事业经历了全面恢复与快速发展（1978-1992）、扩大参与和融入世界（1992-2002）、加入世贸与扩大规模（2002-2012）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在改革开放和面向世界中开创了新时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新进展新成就。

扩大派遣留学生人数成为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的先声。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作出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教育部随后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确定了选派计划。为落实扩大派遣留学生的出国渠道，中国政府首先与美国达成互派留学生协议，其后又与英国、埃及、加拿大、荷兰、意大利、日本、联邦德国、法国、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国政府商谈，成功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

提出“三个面向”指导方针。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路，对新时期社会主义教育提出总体要求，将教育对外开放融入整个国家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和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设计中，为党和政府在新时期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改革教学方法，更新学校教材。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各级学校的教材编写工作，强调这是学习世界科学最新进展和成果的重要途径。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中央拨专款从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引进大、中、小学教材，供我国编写教材参考。截至1978年2月，进口的外国教材达2200册。教育部从各地选调了200多人到北京集中参加中小学各科全国通用教材的编写工作，成立了教材编审领导小组。1978年9月，全国中小学开始使用新编教材。

逐步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法规，加强战略谋划。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强调要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1995年，《教育法》对“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专设一章；1998年，《高等教育法》对高校层面的对外交流进行了更细节的规定。加入WTO后，我国陆续制定和修订了与教育对外开放相关的政策法规文件，大力推进教育交流与合作机制建设，不断改善教育对外开放的制度环境。2004年，国务院印发《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加强全方位、高层次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把教育对外开放作为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举措，明确提出进一步加强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中国教育国际化水平，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进一步加强出国留学工作管理。1981年至1984年，国务院先后多次批转和印发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方面的多个规定。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进和加强出国留学人员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印发，提出“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的出国留学人员工作方针。同年12月，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1987年1月，国家教委印发五个关于公派留学的管理细则。暂行规定和五个管理细则一起构成了许多内容仍沿用至今的、覆盖出国留学事务方方面面的管理体系，成为中国留学工作进入稳定发展期的转折点。其间，国家教委成立了留学服务中心，驻外使领馆陆续设立了教育处组，为进一步发展教育对外开放事业打下了扎实基础。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工作方针，其后国家教委印发《关于自费出国留学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放宽自费出国留学政策。1996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全面试行“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国家公费出国留学选拔与管理办法，使留学工作在招生、选派和管理方面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1999年，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全面启动，留学工作被置于重要位置。2000年，全国教育外事工作会议召开，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留学工作的成绩，确定了未来留学工作的方向。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再一次将留学工作作为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重点。

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加强引智工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和引进国外智力是新时期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内容。为吸引留学人员回国，让国外回来的学者安心工作，邓小平强调要做好安置他们回国的准备工作，指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继续强调:“积极引进国外智力。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适当方式为祖国服务。”1996年，教育部启动“春晖计划”，拨出专项经费资助在外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

拓展全方位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双边教育交流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与美国恢复“中美富布赖特项目”；与英、德、法、日等多个国家开展教育合作；先后对亚非拉国家开放留学，资助其学生来华学习。这一时期的出国留学人员，一方面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为中国在教育、科技、经贸等领域更好地融入世界提供了助力，另一方面作为文化交流使者，向海外推广中国语言，传播中国文化，加深了中外双方彼此了解。同时，来华留学生也为我国外交工作注入了活力，为教育改革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中外合作办学快速发展。加入WTO后不久，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教育部随后陆续研制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关于做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复核工作的通知》《关于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外合作办学秩序的通知》等文件，完善了涉外办学的政策设计，有力强化了合作办学的规范管理，为提高合作办学的质量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了政策保障。

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交流。1979年，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成立。从此，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成为我国多边教育领域最引人瞩目的内容。进入21世纪后，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交流合作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拓展，成果丰硕，很多重要会议和活动开始在中国举办。中国人也开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崭露头角，继中国学者苏纪兰两度连任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主席后，章新胜当选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唐虔担任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

启动并加强与其他多边组织教育交流。从1979年开始，我国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总署、联合国人口基金等联合国驻华机构启动教育交流合作项目，接受其教育援助，当时款项总计达数千万美元。1980年，我国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1981年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教育项目，我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先后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吸纳教育资金达26亿美元。

民间教育交流日益活跃。1981年，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成立，从此中国民间的、半官方的教育国际交流有了专门组织，开辟了国际教育交流的新渠道，在教育对外交流合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1983年，中国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架设起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语言之桥。1987年，世界汉语教学学会成立，使官民并举在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中成功发展。伴随着这些民间机构的诞生和汉语水平考试的推出，我国汉语推广也在这一时期取得积极进展，使对外交流的语言之桥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进入21世纪，我国民间教育国际交流立足国内，面向世界，交流规模不断扩大，内容日益丰富，国内外影响力不断提升，逐步成为中国教育连接世界教育的重要渠道。

高校对外交流合作日益丰富。改革开放后，高校层面对外交流的自主性和独立地位开始显现，以南开大学1980年组织召开明清史国际研讨会为标志，国内开始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中外高校之间开始开展学术研究合作；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与国外高校建立校际交流关系；外籍教师来华任教的学科逐渐多元，中国学者也开始走出去任教。上世纪90年代后，高校对外交流合作在“211工程”“985工程”“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等重大质量工程的进程中开始向办学理念、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具体过程中延伸。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机制建设也有了新进展。

助力中外人文交流。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对外开放事业成为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领域，在国家总体外交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自2004年起，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开始在世界各地陆续设立，积极推广汉语，传播中国文化。教育对外开放工作逐渐形成了宏观、微观相协调的对外教育交流矩阵。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中外人文交流事务中。以教育交流为引领的中外人文交流工作逐步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和平发展的正能量，在国际舞台上传播中国和平发展、共建和谐世界的创新理念，力争使中国的“软实力”在国际上获得与“硬实力”相称的地位。

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中

进入教育开放发展新时代

中共十八大以来，教育对外开放的基础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在开放发展理念指导下，我国追求更有质量、更高水平、更可持续的全面对外开放，为新一轮教育对外开放，特别是打造雄安、长三角、海南、粤港澳大湾区等教育对外开放高地，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注入了新动力。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推进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主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新格局方面取得历史性新成就，教育对外开放的思想引领能力、顶层设计能力、聚焦国家战略培养人才能力、推进共建“一带一路”能力、做强中国教育能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能力、参与全球治理能力、服务宏观决策和战略咨询能力等显著增强。

教育对外开放的思想引领能力显著增强，将有序推进教育对外开放置于新时代治国理政重大理论与实践重要位置。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学校考察、与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师生座谈，主持深改组（委）等会议审议重大议题，给国内外发贺信写回信，出访发表演讲和署名文章，会见来华政要和各方面人士，作出一系列指示批示时，对教育对外开放工作提出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为做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例如，担任深改组（委）组长（主任）期间，习近平亲自主持审议通过《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这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全面指导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这一党和国家首次就中外人文交流工作专门制定的文件、《关于推进孔子学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一十九大后首个纳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教育对外开放领域的顶层设计文件。习近平关于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集中体现在新时代首次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他强调，要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要聚焦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内薄弱、空白、紧缺学科专业，同世界一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把质量高、符合需要的引进来；要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留学教育，将我国建成全球主要留学中心和世界杰出青年向往的留学目的地，吸引海外顶尖人才来华留学，培养未来全球精英；要增强教育服务国家外交的能力，通过教育交流合作，继续办好全球孔子学院、孔子课堂，让全球几千万汉语学习者、几十万来华留学生成为中国的好朋友；要大力培养掌握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熟练运用外语、精通中外谈判和沟通的国际化人才，有针对性地培养“一带一路”等对外战略急需的懂外语的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有计划地培养选拔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海外国际学校，解决各类驻外机构、海外中资机构工作人员，以及赴海外经商、务工人员随居子女在国外接受汉语教育问题，同时为海外华侨华人子女学习中文、学习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便利。

教育开放发展的顶层设计显著加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总体要求，突出特点是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推动决策层级上移，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教育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体现在有序推进教育对外开放领域，就是显著加强了教育对外开放的顶层设计，将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纳入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百年蓝图的历史使命和发展坐标中来审视；纳入到党中央国务院对教育事业的总体要求中来部署；纳入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议程中来谋划，推动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转向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科学决策过程。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多份综合性改革和教育深化改革专门性文件当中，都不同程度涉及教育对外开放的内容和任务，在一系列深化教育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实施方案文件中，如《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等都将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作为重要内容和任务，彰显教育国际化对教育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支撑作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也围绕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纷纷出台教育对外开放领域的专门文件，都明确了总体要求，提出了目标使命，部署了重点工作，强化了保障措施，构成了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四梁八柱”，助推教育对外开放改革创新举措持续落地，推动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总体水平实现新的历史性跃升。

助力中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升，各级各类教育规模持续稳居世界首位，逐步由大到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教育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上海学生参加国际学生能力测试项目（PISA）、教师参加教师教学国际调查项目(TALIS)的优异表现，吸引了美国、英国、南非、以色列等国家纷纷来华探求“上海的秘密”和中国基础教育成功的奥秘，英国政府决定持续开展中英数学教育交流项目，在中小学广泛推广上海经验。中国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标志着中国工程教育本科质量得到国际认可；“双一流”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多所高校进入世界权威排行榜；首次用中国标准、中国专家、中国模式对俄罗斯大学及其专业开展联合认证和国际认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有关报告高度肯定中国全民教育发展成就和对全球教育发展的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深圳、上海、海南纷纷与我国共建高等教育创新中心、教师教育中心、中小学联席学校中心等二类教育机构，中国教育模式开始成为其他国家教育改革的参照。

人才培养国际化水平大幅提升。我国双向留学与人才引进规模迅速增长。截至2018年底，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365.14万人，占已完成学业人数的84.46%。“留学中国计划”扩大了来华留学规模，有望到2020年如期实现接收来华留学生50万人的目标，学历留学生特别是研究生比例上升较快，中国成为亚洲第一大留学目的国。海外优秀人才来华从教的数量和质量明显提升。正在实施的海外名师项目和学校特色项目已惠及160余所非教育部直属高校。各地方政府积极出台海外优秀人才引进计划，吸引了大量人才为国家建设服务。

人文交流机制不断完善，上升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支柱。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先后建立中俄、中美、中欧、中英、中法、中印尼、中南非、中德、中印等高级别中外人文交流机制，教育服务国家对外战略能力不断增强。中国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与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千个教育机构建立了友好关系，教育国际交流在人文交流机制平台上得到实质性推进。530所孔子学院和1129个孔子课堂遍布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汉语学习人数达1亿人（以上数据截至2019年6月），中华语言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外教育领域高层智库间交流日益增多，成为中国外交的有益补充和民心相通的活跃力量。伴随着留学生质量和数量的双提升，留学生已成为中外人文交流天然的使者。民间教育国际交流积极服务公共外交大局，促进教育改革发展。不断扩大的教育对外开放，为各国间的政策沟通、贸易沟通、货物交流等提供了有力人才支撑。中国教育敞开胸怀，不断推动全球教育深度合作、互学互鉴，积极促进世界各国教育共同发展，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请进来、走出去”稳步推进，涉外办学带动中国教育质量整体提升。全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约2500个，包含理学、工学、农学、医学、法学、教育学等11个学科门类200多个专业；合作对象涉及36个国家和地区，800多所外方高校，700多所中方高校；每年招生超15万人，在校生超60万人，其中高等教育占90%以上，毕业生超200万人。海外办学迈出实质性步伐，已举办100多个本科以上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清华大学携手华盛顿大学创建全球创新学院，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牛津校区启动招生，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老挝苏州大学等境外办学机构在探索中稳妥推进，越来越多的本科院校和职业院校走出去办学，推动中国教育逐步走向世界。

双边多边教育交流持续深化，不断提高中国教育影响力。与1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教育合作交流关系，与47个重要国际组织开展教育交流，与4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习近平主席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历史性访问，中国与教科文组织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成功加入《亚太地区承认高等教育资历公约》，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积极服务国际社会教育规划的开发和制定，在教育2030、亚太经合组织教育战略、全球高等教育学历互认公约、职业技术教育战略等有关国际文件起草研制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服务重点领域改革，仅2017年度就实施国际合作项目18个，争取国际援助资金700万美元，利用跨国公司资金4.7亿美元，开展重点领域的研究和试点。推进省部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实现主要节点省份签约全覆盖。

中国特色、高水平新型智库建设有序推进，服务战略决策与咨询能力显著增强。教育部自2012年始启动42家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和4家国际教育基地建设，2017年又备案395家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和25家中外人文交流、教育开放发展研究中心，基本实现国别区域研究基地在全球国家、地区和主要国际组织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覆盖，积极加强与建交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法律等领域的专业研究和动向追踪，加强主要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方面的追踪研究，为国家教育对外开放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智力支撑。地方、高校、科研院所纷纷整合资源，成立国别、区域和国际组织专业研究机构和国际教育研究智库，诸多行业学会、协会和社会、民间组织也大力加强国别区域领域分支机构建设。一些高校还整合传统上比较分散的机构资源，成立国别与区域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院等，设立国别区域、全球治理等领域的专业或研究方向，招收中外硕博研究生、博士后和访问学者。

经过70年的不懈努力，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国际教育中心之一，不但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外语学习人口，而且建成世界上影响最大的语言推广机构；不但持续保持世界最大的国际学生生源国地位，而且稳居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位置；不但成为引进世界优质教育资源开展合作办学最多的国家，而且成为积极探索境外办学、重点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教育服务公共产品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不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始终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始终坚持教育对外开放毫不动摇，加快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学习世界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努力做强中国教育，对内服务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且对外积极共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深化双边多边教育合作，参与和引导全球教育和人文治理变革，成为全球最大的成体系成规模、官民并举、旗帜鲜明加快教育有序开放、推动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大国，为更好做强中国教育、支撑国家现代化、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了坚实基础，不仅在中国教育史和中外人文交流史上，而且在人类教育史和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史上写下了壮丽诗篇。（作者系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熊建辉）

来源：神州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