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天很冷，我们走进了考场；第二年2月，花未开，我们步入了大学校园。一切看似顺理成章，却又像在梦中神游。”时隔40年，回忆起那场让自己命运突变的考试，陈平原平静地说，“是‘阳关道’。”
山村教师的“阳关道”
在广东潮安县磷溪公社旸山大队插队8年，陈平原认为自己是同代人中较幸运的。
回祖籍务农，父老乡亲相对比较照顾；有好多时间是在当民办教师，主要任务是教书；母亲在他下乡后被解放出来，并要回了“文革”前积攒的书；在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期间，补读了两年高中……虽是见缝插针，他终究没完全放弃学习。
插队知青三三两两到某一村子里，跟村民一起生活，见到的同龄人是念完中学又回到山村的农家子弟。当时，陈平原想自己也会一辈子扎根农村，但求知欲常在。回忆那段时日，陈平原用“苦闷”来形容。
山村闭塞，只能通过《人民日报》了解时局变化。陈平原依旧记得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是《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
虽是半信半疑，但最关键的是要抓住读书的机会。插队多年，他没有完全放弃阅读，集中精力补习跟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的数学。“一颗红心，两手准备”，考不上就明年再战。压力不大但愿望迫切，只要能出去念书，他什么样的学校都愿意去。
读书是走出大山的唯一途径。他很上心地填报志愿，重点大学、本科、专科都报了。因第一志愿是华南最好的中山大学，他还被同事嘲笑。
“没有录取的标杆，大家都是硬着头皮往考场里走，谁都没有把握，但又谁都有可能性。”等录取通知书那几天，陈平原特别紧张，但相信“只要这个制度能够转弯，自己就有机会走出大山、考上大学”。
录取确实主要看成绩。稍稍带了些才气，陈平原的作文登上了《人民日报》。
他“拜读”了好几遍自己的作文，却始终没品出味来。但每到改革开放或恢复高考的纪念日，他就被要求“配合演出”，“很光荣”也很“尴尬”，为此他自嘲：“再也写不出比‘高考作文’更有影响的文章了。”
“阳光灿烂的日子”
走出插队的山村，洗净泥腿，步入窗几明净的大学，从未离开过潮汕地区的陈平原来到省会广东，虽小心翼翼、自尊又自卑，但还是觉得前途一片光明。
恢复高考的最大意义是给年轻人希望。“有希望，不一定真能实现，但让你感觉到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你有未来，这个是最重要的。”陈平原说七七、七八级的幸运，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跟这个国家一起走进新时代”。
比起戏剧性的考试与入学，陈平原更乐意谈“复乐园”里的那4年青春。他“紧紧抓住青春的尾巴，荡了好几回秋千”。
刚从噩梦中醒来，师生们都心情舒畅，彼此体谅和欣赏，“其乐融融的校园生活，只有抗战中的西南联大可以比拟”。
有理想、守底线、能吃苦，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像一棵棵树一样有韧性，被强力扭曲过好多次，居然还能弹回来，挺直腰杆，活得有模有样。
喊着“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加倍夺回来”，七七级学生总想找方法、抄捷径，带着些急躁。“老童生”学外语基本靠背，从词典第一页背起的陈平原，课堂上念着老师都听不懂的英语，考场上却“一路畅通”。
半夜到书店门口排长队等待《安娜·卡列尼娜》，大白天在闹市区高声叫卖自己编印的文学刊物《红豆》，吃狗肉煲时为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命运争得“面红耳赤”……在希望的田野上跳舞，和上了时代的节拍，怎么扭都行。
转瞬已过40年，陈平原认为如此的时间跨度特别适合追忆。“当初幸运地跨过高考门槛的年轻人，如今都功成名就，确实是到了‘讲故事’的时候。”陈平原深知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集聚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并以平均不足5%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说起那永远难忘的1977，说起我那至今未圆的大学梦，心中却像打碎了五味瓶，苦辣酸甜咸在一起上下翻腾，真有一种不堪回首话当年的感受。”2007年恢复高考30年时，北京大学举办了征文纪念活动“永远的1977”，董国和他的这篇《未圆的大学梦》是在陈平原的再三坚持下才保留下来的。之所以极力主张“破例”，是想表达一种意念：恢复高考的意义，主要是指向国家的否极泰来，而非个人的得失成败。
即使落到个体层面，某种意义上，“一生而历两世”，历经各种苦难，深知人世维艰，他们这代人对社会和人生也有了特别通达的理解。
“埋葬过去，但不无留恋”，陈平原认为清理与反省自己走过的历程，将其作为思想资料，留给当下以及后世的读者，是一种“贡献”，也是一种“乐趣”。
钱颖一：比知识更重要的是好奇心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如果没有40年前的那场考试，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那年他在北京郊区密云县干着种田、喂猪的活儿。
时间回溯到1977年10月21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布消息，宣布恢复高考。北京市的高考时间定在当年的12月10日至12日。钱颖一高兴过后却有些忧虑。让他担忧的是“应届、往届毕业生都可以报名”这一条。“到1977年我已经插队快4年了，而且之前又跟父母下乡3年多，相比那些一直在学校里读书的应届毕业生，靠平时零敲碎打自学得来的知识能行吗？”钱颖一没有把握。
事实上，从上小学开始，由于文化大革命，钱颖一的求学生涯一直断断续续。
“我在北京景山学校上的小学，那是一所实验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英语。”钱颖一回忆，正是小学的经历，使他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上高中时，他到内部书店买《新概念英语》《英语900句》等原版复印书；在中学传达室里蹭听转盘录音机，跟着学发音……随着学习难度的加深，很多英文句子、课文看不懂，或者看懂了不敢确认自己的理解到底对不对。插队时学到了《新概念英语》第四册，一篇课文的第一句话是“A gentleman is, rather than does”，让他很困惑。
“我利用回城的机会去找小学英语老师方晶，她也不懂，就去问她的丈夫梁从诫。”钱颖一回忆，但这次他们两人也不懂了，就带自己去问与他们同住的“金爸”，“金爸”一下子就翻译出来了，这句话的意思是“绅士是与生而来的”。钱颖一后来才知道，“金爸”就是金岳霖，一位真正的绅士。
第一天考政治和理化（理科），第二天考数学和语文，钱颖一清楚地记得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考完试，他更加没有把握了，“我都觉得简单，那些应届毕业生肯定觉得更简单”。
考试之后有一天，附近中学的一位老师特意来告诉他，他考了360多分（总分400分），是密云县理科第一名。“后来我就收到了清华大学数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钱颖一回忆，1978年3月，他进入了清华“数七班”。
在大学的第一年，他们这一届学生经历了若干划时代的事件：5月《光明日报》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掀起了思想解放运动；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1月底邓小平访美……“这不仅是中国历史的转折，也是我人生的转折。”
1980年夏天，世界著名数学家、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陈省身在北京大学开了一门微分几何的研究生课程。经当时在清华授课的中科院数学所研究员戴新生联系，清华“数七班”的几名本科生也来听课，其中就有钱颖一。钱颖一和研究生们一起上课、考试，最后拿到了一个“A”。
由于戴新生有在美国留学的经历，在1980年秋季学期，他建议这几位清华本科生去美国大学深造，并努力帮助他们申请美国多所著名大学的录取和奖学金。1981年春天，没有参加过托福、GRE考试的钱颖一收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统计系全额奖学金的录取通知。从1981年10月21日离开北京到纽约，到2006年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在美国整整待了25年。
上世纪80年代，国内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在教学和研究领域，现代经济学还是空白。“正是受到改革开放的感召，当时我们一批在美国学习数学、物理的中国留学生开始转学经济学，就这样成了开创的一代。”钱颖一说，“高考对我来说是改变命运的事件，清华给了我人生新的机会。不过，学习的能力却是在上清华之前养成的。”
在许多场合，钱颖一都喜欢用“均值”和“方差”这两个统计学术语来阐释他的教育理想。他说现在的学生“均值高，但方差低”，希望未来的人才“方差”能提高，个性发展、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都应该加强。
“时代在变，能够在变化中抓住机遇的最重要条件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对未知永远的好奇心和不断的自学能力。”钱颖一说。
李安民：忘了做背面考题
本报记者 冯丽
“感谢邓小平坚持恢复高考，才让我这个民办教师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作为陕西师范大学生物系七七级学生，陕西省高陵县三中退休生物教师李安民至今仍活跃在当地中小学校，致力于和所学专业看似毫不搭界的学生心理辅导。
提起高考，李安民颇有些自得，因为他“参加”过三次。
激将“激”出个大学生
1966年6月，读高三的李安民拿到了准考证，万事俱备，只待高考。没想到一夜之间“文革”爆发，学校停课闹革命，李安民只好回到家乡高陵县药惠乡东升村。
正好村里缺教师，学历较高的李安民被安排进村办小学，刚开始是挣工分，后来每月还给补助3元钱。在这所七年制学校，李安民找到了教书育人的乐趣，自信再调皮捣蛋的孩子他也能教好。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药惠乡，并没有在李安民的内心激起一丝波澜。当时他已经31岁了，一家老小都需要他照顾。工作多年，他当上了村小的教务主任，学校每天一堆事等着，他没工夫想别的。
一次去乡上开会，教育专干故意激他说：“人人都说你学习好，高考咋不见你报名？”旁边的人也都跟着起哄。李安民脑子一热说：“报名就报名，不就5毛钱的事嘛！”
“当时没太重视，因为上高中时一直是年级前几名，很自信，况且孩子小、工作又忙，几乎没时间复习。”当年12月，几近“裸考”的李安民走进考场。第一门考数学，本是他擅长的科目，可直到答完检查试卷时才发现，背面的考题还没做。“当时脑子一蒙、眼前发黑，只想着完了、考砸了。”勉强考完后面几门，李安民对录取没抱任何希望。
1978年农历正月初三，在家过年的李安民收到了一份意外之喜——他被陕西师范大学生物系录取。
骑自行车上大学
1978年3月，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李安民走进了陕西师范大学。从家到学校近60公里路程，他骑车走了三个多小时。
“因为上学，收入也没了，一家人要生活、要盖房子，经济负担很重。”相较于同学们的欢呼雀跃，进入大学的李安民心情很复杂。好在当时师范学校不仅不收费，每月还补贴21元钱。4年风雨无阻骑车上学，让李安民成了校内的“名人”。
陕师大七七级生物系就一个班，64名学生，32岁的李安民是老大哥，年龄最小的16岁。不少同学下过乡，或者当过工人、民办教师，像李安民这样老大不小、家有妻儿的有好几个。
“大家学习都非常刻苦，不愿意浪费一分钟。”大学时光给李安民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同学们讨论各类学习问题，尝试用英文做各科笔记，认真到数学老师画双曲线图时尖端上翘了，马上就有同学举手指正。
也就是从那时起，凡事爱琢磨的李安民开始注意收集好的学习方法，并意识到良好的环境和积极的心态对激发学生内在潜能的重要性，这为他后来专注于学生学习辅导和心理辅导打下了基础。
70岁再进高考考场
1982年初，大学毕业的李安民被分配到高陵二中教生物。刚到没几个月，学校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几名学生打架，一名学生被刀捅死。
震惊之余，李安民萌生了研究学生教育问题的想法。他联合几名年轻教师成立了学习方法辅导小组，义务对学生进行学习辅导和心理问题疏导。他们的努力卓有成效，几年间，这所曾以学风差闻名的学校，先后有学生考入了中山大学、西安交大、清华大学等名校。
在高陵二中、三中任教期间，多年的教学体会让李安民深刻感受到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他做讲座、搞咨询、组织经验交流会，为学生和家长进行心理辅导，“周围群众可能不知道这个学校校长叫啥，但都知道学校有个李安民老师”。
2006年4月，李安民“退而不休”，在关工委支持下，与几名教师联合成立“高陵县青少年心理咨询中心”，开通心理热线；又在高陵图书馆开设“李老师大讲堂”，宣传教育新理念、新方法，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他被多所学校聘为“校外心理辅导员”，并被西安市少工委聘为“红领巾大讲堂讲师”，出版了收集有50多个辅导案例的《用心育人点滴》一书。
2016年，退休10年、已经70岁的李安民再次走进高考考场，重新体验高考过程，只为“保持学习状态，理解学生感受，更好地给学生做心理辅导和学习方法辅导”。
“如果像很多人一样，闲了就打打麻将，我只能是一个退休教师。我一生坚持学习，不是为了获得一张文凭或者某个证书，而是为了逐渐改变我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帮助更多学生迈向成功。”李安民说。
（本版文字除署名外作者均为刘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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