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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排列的中国王朝

   今天我要讲的,不是一部史书,而是一大套史书;它也许是史上最有名的一部“丛书”,由历代王朝续修而成,它的名字,叫作“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24部历代“正史”的集合。如果我们从“什么是中国”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它,会发现,这24部“正史”,正好串起一部中国人的完整家谱,构成一部“千年一系”的中国王朝谱系。

  正史的概念,是修于初唐的《隋书·经籍志》最早提出来的,特指以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为代表(二人往往合称“班、马”)的纪传体史书。

  《经籍志》所列“正史”,包括了《史记》以降的67部史书(含亡佚则为80部),同时梳理了正史形成的源流:

  西汉中期司马迁修《史记》,“上自黄帝,讫于炎汉”。东汉初,班彪续补了传记数十篇,未成而卒,汉明帝令其子班固续完之。班固认为:“唐(尧)、虞(舜)、三代(夏商周),世有典籍,史迁所记,乃以汉氏继于百王之末,非其义也。”

  作为纪传体的发明者,《史记》是一部通史,从传说中“五帝”之首的黄帝一直记到汉武帝时期,在班固看来,西汉忝“继于百王之末”,“非其义也”。那是什么“义”呢?实际上就是尊本朝之义。所以班固修史,从汉高祖开始,一直记到王莽之诛,写成一部西汉的全史。这一默默灌注了“义理”的新传统,为后来者所继承,从《汉书》开始,后来的正史,全是断代史。

  断代史者,“一代之史”;“一代”就是一姓王朝,故王朝也称朝代。中国历史有多长,就可以用多少“代”来形容。

  到西晋时,陈寿修《三国志》——“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

  魏晋时期是史学复兴的一个高峰期,许多人致力于修“一代之史”,他们一致采用了“纪传”的体裁,这些史书,通通被《隋书·经籍志》视作正史,有数十家之多。正因为正史记一代“国史”,所以地位重要,在《经籍志·史部》所列13种史书类型中,正史置于诸史之首。

  《经籍志》开列的80部正史,多为私人撰述(如班彪死后,汉明帝令班固继续这项工作,就称作“继成其(父)志”),但多得到官方的支持,好比《汉书》《三国志》都未终卷,作者先逝,在皇帝的直接关照下,才得以成书付梓。

  经过南北朝数百年的离乱,唐朝重新实现大一统,立国未久,即开馆撰修了包括《隋书》在内的多部前代史。这才有了“十史”(三国至隋的“十代之书”)和“十三史”(加进司马迁、班固、范晔三家之书)的说法。而以朝廷的名义开设史馆、召集文臣集体纂修,并监以宰相,遂为“故事”,从而开启了朝代直接主持修史,以把控历史话语权的新传统。“正史”的官修特色愈加鲜明。

  随着王朝更迭,宋代有了“十七史”,明代有了“二十一史”。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又加进《明史》《旧唐书》和《旧五代史》,成为“二十四史”。新加进的3部书,皆由“钦定”“诏增”和“睿裁”,正史必须得到皇帝的钦准确认,“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

  四库馆臣说“正史体尊”,是因为正史“义与经配”,这正是班固所崇尚的“义”的强化,正史戴上了“钦定”的冠冕,前所未有地体现着王朝的意识形态。

 二

  体现正史“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正史”的选择。

  正史记“一代之史”,“二十四史”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缺漏,某些大一统王朝,有代无史,如秦和新(王莽新朝);二是重复,如南北朝“八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之外复有“二史”(《南史》《北史》),唐书、五代史皆有新旧。

  这说明,“正史”不是简单地存“一代之史”,它是有选择的。一方面,像秦和新朝,虽然都是大一统王朝,但一以“暴”,一以“篡败”,合法性遭到质疑,故秦朝被打入“闰位”,新朝史事被拆解分入两汉之际,皆无专史;另一方面,南北朝及五代辽宋金分裂时期,“华夷”混杂,各自存史,并不因为某些朝代是“夷狄”,就将其从正史中斥逐。历史的实态是分裂的,然而在中国正史体系里,它们又是有机统一的。

  可见,正史主张的“义”,要在于统治的合法性,而非“华夷之辨”。

  于是,从黄帝到两汉,继之以魏晋,又南为“宋齐梁陈”,北为“魏齐周”,再为隋唐五代、为宋辽金、为元明清——“正史”排列出一套完整的中国王朝。“唐宋元明清”,今人读来,朗朗上口,宛如一家。

  过去讲中国史,多着意于“一家一姓”王朝的更替性,却多多少少忽略了这些异姓王朝之间的贯通性。是一根什么样的主线将它们贯通起来?就是“正统”观念。正统观是中国古代关于统治合法性的最为重要的政治文化命题,历代王朝无不照这个方向在努力,而历代正史无不以此为依据对“王朝”进行选择和确认。

  当代西方习惯以国家制度的形成作为历史的开端,比如日本就以天皇的出现作为国史之始,且以天皇的接续传承,产生了“千年一系”的说法。其实中国的历史,从步入“家天下”(也是王权的强化与确认)的夏——第一个“中国王朝”算起,4000多年来,在分分合合的表征下,实际上也存在一个“千年一系”的王朝传统,并且跨越了封建制与郡县制两种社会形态。

  早在孔子生活的周代,夏商周就已连称为“三代”。代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朝家。夏商周之嬗,是“革命”,然而帜易了,火种还在传递。这“火种”,被称为天命、德运,是同一个上天意志的转移。古人常说“敬天法祖”,祖先(姓氏)不同,但所奉之天(及其精神)却是相同的。

  王朝姓氏有别,但王朝的使命与传统却星火相传。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监即鉴,这与《诗经》所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是一致的。正因为看清了这条传承、镜鉴的主线,孔子才敢大胆预测:“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殷因于夏,商因于周,汉承秦制,唐承汉统,清承明制……类似说法屡见典章。司马迁在大一统中国的第一个盛世,首次对上古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做了一个长时段的整理,历史是以一篇篇本纪(帝王传记)相联属的。班固继之修“一代之史”,形成了以朝代为“写作区间”的新范式,此后一代一代往下续写。到了大一统的唐,又来一次新的补充整理……写中国之史,这是中国人独有的传统,是代代相传的自觉的文化工程。

  过去人们讽刺断代正史,说它是一家一姓的家谱,可是刘氏、曹氏、司马氏……的“家谱”,是刘氏曹氏司马氏自己修的吗?不是,都是代之而兴的王朝替他们修的,是后代为前代“作传”。

  后世修前代史,早期重在借鉴,后来更多在“义”,历代王朝通过“修胜朝史”以宣告自己是前代的合法继承人。(新闻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者:   发布日期: 2018-01-22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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